周作人出生后，周母鲁瑞就发现这个孩子很安静，很少哭闹，就是肚子饿，也只是努着小嘴左右觅食，却也不哭。她对丈夫周伯宜说：“这孩子是耐性子。老大像我的，他是像你的。”

    周作人排行第二，幼时得过天花，身体较弱，父母对他要求较松，对他的培养也不像老大那样重视。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在一块的时候，很多事情都由老大鲁迅做主，他只在后面跟着就行了，所以周作人依赖性强，不太喜欢抛头露面。在他们的父亲卧病期间，大量繁重的事情，比如跑当铺、请医生、抓药等等，都是由长兄承担的。

    这些事情，给鲁迅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但对周作人则鲜有触动。兄弟俩到三味书屋读书、到南京求学、到日本留学等等，都是鲁迅先行一步，周作人在后面跟着就行了。连到北京大学任教，也是鲁迅通过他与蔡元培的关系给周作人联系的。所以，当时周家人都说，老二是周家的一个“福人”。但鲁老太太感慨地说：“其实他们兄弟，都生长在多灾多难的周家，谁也没有福可言，只是老二有一个比他大4岁，而且聪明能干又负责的哥哥，家里一切事情都由哥哥承担了。”

    鲁瑞说，周作人“从幼小时期，一直受到大家的照顾，养成了他的依赖性，事事要依赖家里人，特别是依赖老大。他对家庭没有责任感，在他的心里，家里的事都要由老大负责，与他无关，他比较自私。”

    1897年正月，周作人随祖父的妾潘姨太（周作人的文章中有时又称为“宋姨太太”）到杭州陪侍因科考贿赂案发被光绪皇帝钦判了斩监候、羁押在杭州府狱里的祖父周福清。周作人和潘姨太住在一个叫花牌楼的地方，周作人被“拘在小楼里边”，“生活够单调气闷”。有学者认为，这段生活也是周作人淡漠性格形成的原因之一。

    八道湾的院子里有一棵大杏树，开花的时候，周昨天每天从树下经过，却不知道花开了。鲁迅因此说周作人“视而不见”，鲁迅感慨：“像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的本领，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周作人将被军阀殴打的群众，称作是自己不识相的“碰伤”等等。

    周作人有个笔名，叫“鹤生”，典出于日本留学时，蒋抑卮给他起的外号“鹤”，有种冷漠和孤傲的味道。

    周作人有一个长达13字的署名：京兆布衣八道湾居士苦茶庵主。

    周作人说：“我从小读，现在得到的结果除中庸思想外，乃是一点对隐者的同情。”他崇拜陶渊明，“在30年代，有人称他是现代的陶渊明，他便高兴地引为知己”。

    周作人惧内，事事听从夫人羽太信子。与鲁迅反目后，信子和其妹芳子（周作人三弟周建人的第一任妻子）把她们的父母从日本接到八道湾来了。“九·一八”事变以后，北平的局势很不安稳，一遇风吹草动，信子等人就叫佣人把八道湾住宅大门上挂的“周宅”摘下，换上“羽太寓”的牌子，还挂上日本旗。而周作人听之任之，不加制止。鲁迅听说后，意味深长地说：现在八道湾只有老二一个中国人了，而他又是如此昏。

    1944年，林语堂在先遇到沈兼士，相约登华山，路上，沈对林说，周作人在北平做日本御用的教育长官时，日本人将抗日青年关在北大红楼，夜半挨打号哭之声，惨不忍闻，周作人竟装痴作聋，视若无睹。沈兼士边说边流泪，林语堂不禁感慨，热可怕，冷尤可怕！（按：林说鲁迅极热，周作人极冷）

    周黎庵记载，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到9月底，国民党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肃奸，逮捕了许多人。而在这四十多天中，周作人经常到琉璃厂逛旧书铺，镇静自若，一点没有风雨欲来的恐惧情绪。

    周作人被捕前，北大学生邓云乡曾到周的办公室请周写稿子，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