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正月，周作人到杭州陪侍羁押在杭州府狱中的祖父。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的初恋。

    周作人在《知堂文集·夏夜梦抄·六初恋》中回忆道：“那时我十四岁，她大约是十三岁罢。我跟着祖父的妾宋姨太太寄寓在杭州的花牌楼，间壁住着一家姚姓，她便是那家的女儿。……宋姨太太和远邻的羊肉店石家的媳妇虽然很说得来，与姚宅的老妇却感情很坏，彼此都不交口，但是三姑娘并不管这些事，仍旧推进门来游嬉。她大抵先到楼上去，同宋姨太太搭讪一回，随后走下楼来，站在我同仆人阮升公用的一张板桌旁边，抱着名叫‘三花’的一只大猫，看我映写陆润庠的木刻的字帖……”

    然而次年五月，周作人便回到绍兴，从此再没有回到花牌楼，也再也没有见过三姑娘了，但他对在花牌楼的日子和三姑娘却念念不忘。

    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中时，周作人仍写诗怀念在花牌楼的日子，诗云：“吾怀花牌楼，难忘诸妇女……佣妇有宋媪，一再丧其侣。最后从轿夫，肩头肉成阜。数月一来见，呐吶语不吐。但言生意薄，各不能相顾。隔壁姚氏妪，土著操杭语。老年苦孤独，瘦影行踽踽。留得干女儿，盈盈十四五。家住清波门，随意自来去。天时入夏秋，恶疾猛如虎。婉娈杨三姑（三姑娘本姓杨，后被姚家收养），一日归黄土……”

    晚年，周作人再次写道：“我与花牌楼作别，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可是我一直总没有忘记那地方……”

    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是日本人，周在自己的各种文字中，对于夫人，很少言及。至于怎样与她相识相恋，从未言及。而在周作人与羽太相恋结婚的这段时间，他也没有留下日记（按：据周自己说，从1906年到1911年，他没有写日记。）他在《周作人自述》中，对于自己的婚姻只有一句：“一九○九年娶于东京，有子一女二。”

    羽太信子本为鲁迅兄弟在日本时“伍舍”的女佣。1908年4月8日，周作人与羽太初次见面，1909年3月18日，周娶二十岁的羽太信子为妻。

    羽太信子与周作人性格迥异，但二人一起生活了54年，这位一生没有学会中文的日本女人对周作人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周作人带着羽太信子从日本回到绍兴老家后，一次为了一点小事，羽太大发脾气，突然间昏倒在地，周家人不知所措。周作人本来性格懦弱，经此一吓，从此以后，就极为“惧内”。后来又一次，羽太又因发脾气而昏倒，她弟弟羽太重久也在绍兴，见到后便不经意地说道，她是老毛病，过一会儿她自己会好的。果然，过了一会儿，她便自己爬了起来，没事了。大家这才知道，她这是病态。但周作人却已经被她调教服帖了。

    后来鲁迅在北京购房，周氏一家搬入八道湾。因周母年纪已大，又对北京不熟悉，故周家由羽太信子主家政。全家的主要收入都交由信子支配，鲁迅每月300多元，周作人有240元，周建人虽无正式工作，但靠翻译、写作也有些收入，一家收入颇丰。谁料羽太花钱无度，周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经济危机，信子与其他人的矛盾也逐渐激烈起来。周作人虽并不支持信子，但因为惧内，他便一味对信子妥协，换取安宁。后周作人夫妇与鲁迅发生矛盾，周作人说：“要天天创造新的生活，便只好牺牲与兄长的情谊。”

    信子对周作人的照料很是周全。周作人从不关心家事，对孩子们的哭闹也置若罔闻。在生活方式上，周作人完全屈从于信子，他们的生活差不多已经完全日本化。

    梁实秋曾说：“一个人的妻子，如果她能勤俭持家相夫教子而且是一个‘温而正’的女人，她的丈夫一定要受到她的影响，一定爱她，一定爱屋及乌的爱与她有关的一切。周先生早年负笈东瀛，娶日女为妻，对于日本的许多方面有好的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