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的学生回忆老师：他身材高大，仪表端庄，有时西服革履，执手杖，戴墨镜，一副英国绅士派头；有时着运动衫，穿短裤，球鞋，举手抬足像一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员；有时在西装外面套个中式长袍，戴个老八路的棉军帽……

    金岳霖平常永远是腰板笔挺，西装革履，皮鞋插得油光可鉴，上面绝对不会有灰尘。夏天穿短裤还一定要穿长筒袜，因为在当时看来，gentleman穿短裤一定要穿长袜。

    金岳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

    长沙临时大学草创急就，校舍紧张，文学院各系暂时迁往南岳。当时，在南岳的哲学家有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郑昕、沈有鼎。在紧张授课之余，学者们也相互开开玩笑。冯友兰就吴宓的一句诗“相携红袖非春意”发表过不同意见；金岳霖有畏光症，经常戴着一幅眼镜；郑昕则喜欢喝酒；沈有鼎用纸枚代替蓍草研究周易占卜的方法。闻一多因此写了一首诗：惟有哲学最诡恢，金公眼罩郑公杯，吟诗马二评红袖，占卜冗三用纸枚。

    汪曾祺回忆金岳霖：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的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

    金岳霖的学生、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回忆老师：“他随便得很，教授没有像他那么随便的，他有时候在讲坛上走来走去，这个不说了，有时候就坐在教桌上面对着大家，在那里讲课。他还有个特点，他不写字，很少在黑板上写字，也带支粉笔，不过没什么用。”

    徐志摩当年曾描写过金岳霖与一位名叫丽琳的西方女子“初到北京时的妙相”：“老金他簇着一头乱发，板着一张五天不洗的丑脸，穿着比俄国叫花子更褴褛的洋装，蹩着一双脚；丽琳小姐更好了，头发比他的矗得还高，脑子比他的更黑，穿着一件大得不可开交的古货杏花黄缎的老羊皮袍，那是老金的祖老太爷的，拖着一双破烂得像烂香蕉皮的皮鞋……虽则那时还在清早，但他们的那怪相至少不能逃过北京城里官僚治下的势利狗子们的愤怒和注意。黄的白的黑的乃至于杂色的一群狗哄起来结成一大队跟在他们背后直嗥，意思是说叫花子我们也见过，却没见过你们那不中不西的破样子，我们为维持人道尊严与街道治安起见，不得不提高了嗓子对你们表示我们极端的鄙视与厌恶！在这群狗的背后，跟着一大群的野孩子，哲学家尽走，狗尽叫，孩子们尽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