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的旧学功底十分扎实，早年最喜欢唐代李商隐的诗，后来又痛骂李商隐是妖。罗家伦就问他：“当时你喜欢李商隐的时候怎么不说他是妖阿？”傅回答说：“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是妖！”

    1920年，《新潮》曾发表了傅斯年的一篇文章，他在文中写的是留学欧洲途经上海的观感。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上海人，特别是上海籍男人们的反感与抵制，认为傅斯年丑化了上海人。傅斯年这样写道：

    “在上海住的时间很短暂，没得什么益处。但见四马路一带的‘野鸡’，不止可以骇然，简直可以痛哭一场。社会组织不良，才有这样的怪现状；‘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我觉得上海有一股绝大的臭气，便是‘好摹仿’。请看上海话里，一切名词多是摹仿的。不直陈其事，而曲为形容，拿甲来替代乙，拿丙来比喻丁，其结果无非令人肉麻罢了。至于行动的摹仿，更不要说。从摹仿‘仓圣’，以至于模仿‘洋崽子’，虽等差不同，要都是摹仿。良家妇女摹仿妓女的衣服，良家子弟再摹仿良家妇女的衣服，或竟直接摹仿妓女的衣服。”

    北伐胜利之后，傅斯年等几人在在蔡元培先生家中吃饭，有几个同学都喝醉了酒，蔡先生喝得更多，不记得如何说起，说到后来傅斯年便肆意乱说了。他说：“我们国家整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彝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蔡先生听到这里，不耐烦了，说：“这除非你做大将。”

    1927年，时傅斯年在广州中山大学教书，是系主任，又是院长。一天他和别人吵架，吵完后找到他的朋友罗家伦和何思源等人，一见面就把皮包往地上一摔，一屁股坐到地上，撒泼、张嘴大哭，非要他们帮他去打架出气。

    1927年，李大钊就义，报纸上发表消息有谓李在北平“就刑”。傅斯年反驳说，不是“就刑”，是“被害”。

    1932年，陈独秀被捕，傅斯年为之辩诬，说陈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

    傅斯年在认识丁文江之前，痛恨其政治立场，甚至当着胡适大骂丁文江，说：“我若见了丁文江，一定要杀了他！”后来胡适介绍两人认识，他们却迅速成为莫逆之交。丁文江在长沙病危，正是傅斯年第一个从北京赶去看护。

    朱家骅代理广州中山大学校长时，为宴请赵元任杨步伟夫妇和傅斯年，特地安排了一桌最好最贵的酒席。赵元任夫妇吃完先走，杨步伟在路边看见一个北京炸酱面摊，要了一碗，正待品尝，傅斯年和朱家骅从后面赶来。朱觉得没让客人吃饱，过意不去；傅抱怨杨在大街上吃，不成样子。杨说：“什么不成样子，难道在街上就不能吃东西吗？”

    傅斯年一贯反对提倡中医。1938年傅斯年担任国民参政员时，因为中医问题，他与参议员、孔子后人孔庚激辩，孔庚辩不过傅斯年，但又不甘败下风，便当众辱骂了傅斯年，气得傅斯年也说：“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要和你决斗。”散会后，傅斯年果真拦在了门口，但他看到已古稀之年的孔庚身体那么瘦弱时，立马将双手垂了下来，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罢！”

    20世纪40年代，何兹全在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任编审。一天正在院子里散步，正好碰到傅斯年从段锡朋屋里出来，帽子歪着，满头大汗。傅斯年笑着对何兹全说：“我和书贻（段锡朋）抢书来，他抢不过我。”神情很是得意。

    傅斯年“炮轰”孔祥熙时，蒋介石曾专门设宴招待傅斯年，以为孔祥熙说情。当傅斯年兴高采烈，高谈阔论之际，蒋介石委婉地劝说道：“孟真先生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我绝对信任。”蒋介石道：“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