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时，傅斯年的好友罗家伦与一位中国在欧洲的女人牵扯不清，据说在陪其看戏时，曾“看得她头昏目迷舌伸心跳——跳得隔两座尚可听得。”傅斯年对此极看不惯，他写信给罗嘲讽地说：“心跳而能使隔座者闻之，绝无此理。……想是使君之心与她之心心心相印，近在咫尺故可得而闻焉。”又说：“她自巴黎归，听说甚不喜巴黎，大维谓是你领他（她）看博物院之过。我当时想起《聊斋》上一段故事。一位教官行时送其七品补服于其所识之妓，此一思想，甚若对不起朋友，然当时此想油然而来，非由我召也。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择路则不可。”

    在用人上，傅斯年打破人情、地域观念，不讲背景，唯才是举。他有句名言：“总统介绍的人，如果有问题，我照样随时可以开除。”

    傅斯年一见有人用公家信笺写私信，马上发“布告”告诫之。

    傅斯年“炮轰”孔祥熙时，他曾在一份关于蒋介石欲为孔祥熙（中央银行国库局案）说情的绝密件上勾出要害处，并在“委座”（蒋介石）的名侧大笔一挥批道：“不成话。”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将伪北大的人全部开除。有人前来说情的人，傅斯年说：如果这些人受不到谴责，那么就太对不起那些跋山涉水到了重庆和昆明的教授和学生了，他们为了民族大义而抛家别子去了大后方，吃不上喝不上的，容易吗？一句话把说情的人的嘴封得死死的。周作人也是这时候被傅斯年开除的。

    1946年，蒋介石曾任命傅斯年为国府委员，他坚辞不就，并说自己乃一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并说：“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稗益，若在社会，或可以为一介之用。”

    傅斯年为人胸襟坦荡，做事光明磊落，上行下效共同治理招生考试的舞弊行为。当时台大职工最怕“入围”出试题、印试卷。时正值流火的盛夏，在学校图书馆门窗被封闭的一角，门外密布着岗哨，当时又没有空调设备可以消暑，人进入像坐牢似的一关几天，有位老教授只好带着氧气瓶进去。

    在台湾大学任校长时，为力刹新生录取的说情之风，傅斯年多次在报端发表公开声明，称假如自己以任何理由答应一个考试不及格或未经考试的学生进来，就是对校长一职的失职。所以他奉告至亲好友千万不要向他谈录取学生事，“只要把招生简章买来细细照办，一切全凭本领了，而其他是毫无通融例外之办法”。如果有人查出他有例外通融之办法，应由政府或社会予以最严厉之制裁。他还在校长室门前树起一块告示牌，上书曰：“有为子女入学说者，请免开尊口！傅斯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