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这样描述老师李叔同：“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奉母时，他是一个翩翩公子。……我曾在照片中看见过当时在上海的他：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厚底鞋子，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真是当时上海一等的翩翩公子。……后来他到日本，……渴慕西洋文明。他立刻放弃了翩翩公子的态度，改做一个留学生。……我见过他当时的照片：高帽子、硬领、硬袖、燕尾服、史的克、尖头皮鞋，加之长身、高鼻，没有脚的眼镜夹在鼻梁上，竟活象一个西洋人。……他回国后，……由留学生变为教师。这一变，变得真彻底：漂亮的洋装不穿了，却换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马褂、布底鞋子。金丝边眼镜也换了黑的钢丝边眼镜。他是一个修养很深的美术家，所以对于仪表很讲究。虽然布衣，却很称身，常常整洁。他穿布衣，全无穷相，而另具一种朴素的美。……布衣布鞋的李先生，与洋装时代的李先生、曲襟背心时代的李先生，判若三人。”

    姜丹书回忆李叔同：

    “上人相貌甚清秀，少时虽锦衣纨绔，风流倜傥，演新剧时好扮旦角，然至民元在杭州为教师时，已完全布衣，不着西装；上唇略留短髭，至近出家年份，下颚亦留一撮黄胡子，及临出家时，则剪几根黄胡子包赠日姬及挚友为纪念品，及既出家，当须发剃光而成沙门相矣。

    上人走路，脚步甚重；当为杭州第一师范同事时，与余同住东楼，每走过余堂时，不必见其人，只须远闻其脚步声，而知其人姗姗来矣。

    上人平日早睡早起，每日于黎明时必以冷水擦身，故其体格虽清癯，而精力颇凝练，极少生病。”

    李叔同来到东京后，很快剪去了长辫，也适应了日本的生活方式，和周围的日本人看不出有何区别。一位曾采访过李叔同的日本记者说：“李叔同是一个圆肩膀儿的青年，有一副魁梧的身材，穿着藏青色的和服，腰间系一条黑纱的腰带。头上则是三七分的发型，语调一贯平和安详。”

    丰子恺回忆在浙江一师时的李叔同：“我们上他的音乐课时，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严肃。……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露出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涡，显示和蔼的表情。这副相貌，用温而厉三个字来描写，大概差不多了。讲桌上放着点名簿、讲义，以及他的教课笔记簿、粉笔。钢琴衣解开着，琴盖开着，谱表摆着，琴头上又放着一只时表，闪闪的金光直射到我们的眼中。黑板上早已清楚地写好本课内所应写的东西。在这样布置的讲台上，李先生端坐着。坐到上课铃响出（后来我们知道他这脾气，上音乐课必早到。故上课铃响时，同学早已到齐），他站起身来，深深地一鞠躬，课就开始了。这样地上课，空气严肃得很。”

    当陈星向刘海粟提及李叔同时，刘眼中竟闪动着异样的光芒，微微激动地扭头对夫人说：“她知道李叔同呢！——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他出家苦修律宗，一次到上海来，许多当上高官的旧相识热情招待他住豪华的房子，他都拒绝了，情愿住在一间小小的关帝庙。我去看他：赤着脚穿双草鞋，房中只有一张板床。我心里难过得哭了；他却双目低垂，脸容肃穆。我求他一张字，他只写了‘南无阿弥陀佛’……”

    夏丏尊与丰子恺做东，在功德林宴请弘一法师，叶圣陶亦受邀请。进入房间后，叶看见法师微笑着坐在靠窗的一角，细小的眼眸里放出晶莹的光。他悠然地捻着手中的念珠，而在座的旧友和学生也只是默然陪坐，然而这样的沉静，并不显得冷场和尴尬。法师夹菜时极为专注，带着欢喜满足的神情，这让叶圣陶想起自己平日进食时那种几不知口中滋味的胡吞乱咽，心中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