乎宣告我的死刑。”在毛泽东的安排下，该手稿得以退还。1975年，梁漱溟终于完成了这本《人心与人生》，其中有云：“宗教之真惟一存在见于古印度早熟之佛教之内，将大行其道于共产主义末期。”

    1966年，梁漱溟被抄家、罚跪、游街，三代祖传的书画、文物付诸一炬，手稿、钱物亦被抄走。最后，造反派把他关进一间小屋里。梁漱溟既不呼天抢地，也不长吁短叹，而是优哉游哉、自得其乐地写书。后来他呆在家里，每天上公园练拳、散步，无书可读了，就认真读报、看材料，关切着时局的发展和演变。他先后完成了《儒佛异同论》和《东方学术概观》的撰写。

    梁培宽说：“在他（梁漱溟）92岁的时候，海外有报纸称他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我把报纸念给他听。他听完后摇了摇头，大概是对这样的称呼并不赞成。”梁漱溟对别人给他加上的学者、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的称号都不太认同。

    梁濑溟曾对学生说：“我与哲学无缘。我不懂什么叫哲学。我就是这样，误打误撞地进了哲学的门。”梁漱溟还说自己是一个问题中人，不断在问题中生活，佛学也好，儒学也好，西方的理论也好，都是为了解决他的问题。所以当山东孔子研究所的人给他寄来登记表，聘请他为研究所的专家时，他拒绝了，他说：“我不是专家，谁认为我是就让谁填去。”

    梁漱溟晚年回忆说：“我曾哭过两次，一次在曹州，系由学生不听话所致；另一次是陈铭枢出卖了李济深，使李被蒋介石软禁汤山温泉一段时间，我觉得太不应该，曾大哭一场。”

    晚年，梁漱溟曾书一座右铭：“情贵淡，气贵和，唯淡唯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他经常劝告自己的家人和自己身边的好友说：“一个人动不动就气盛，发怒，势必伤肝，火攻心。如气盛不得平和，不外露，则又积郁于内腑，两者都伤肝劳神，有损于健康。所以说气平情淡，自长自消，称得上身心锻炼的一项真正过硬功夫。”

    梁漱溟说道：“活到老，学到老，还应当加上思考到老。”

    1955年7月，梁漱溟开始写《人心与人生》自序。这年初夏，梁漱溟与儿子梁培恕游北海公园，说起他即要动手写的《人心与人生》，以平静而深沉的声音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书完成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

    梁漱溟从来都只认为自己是思想家，而不是学问家，他晚年接受美国学者艾恺的访谈，特意讲到了这一点：“我不够一个学问家，为什么？因为讲中国的老学问，梁漱溟手迹得从中国的文字学入手，可中国的文字学我完全没有用功，所以中国学问我也很差，很缺少。再一面就是近代科学，我外文不行，所以外国学问也不行。从这两方面说，我完全不够一个学问家。我所见长的一面，就是好用思想；如果称我是一个思想家，我倒不推辞，不谦让。思想家与学问家不同。学问家是知道的东西多，吸收的东西多，里边当然也有创造，没有创造不能吸收。可是思想家不同于学问家，就是虽然他也知道许多东西，不知道古今中外的一些知识，他也没法子成思想家。但是他的创造多于吸收。所以我承认我是思想家，不是学问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