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梁漱溟考入北平顺天中学，班上人数不多，却是藏龙卧虎，后来出了三位大学者：张申府、汤用彤，还有梁漱溟。梁漱溟的各门功课自学进度皆超过老师的课堂教授进度。他阅读了大量的课外读物，国文作文成绩经常名列前茅。梁漱溟喜欢作翻案文章，从不落俗套，深得国文教员的赏识，他的作文曾得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批语。

    梁漱溟在北大唱得最惊人的反调是在“五·四”学潮时，学生们群情激愤，同仇敌忾，梁漱溟在《国民公报》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的意思很平常。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查厅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遵判服罪。”他还指出人太多检查不尽学生“尽可一一自首”。他的理由是，“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梁漱溟是基于对法制社会的向往才这样说的，学生们却不能原谅他，于是写了许多匿名信警告他小心些。

    一次，蔡元培先生和几位教授要到欧美去考察，教职员开欢送会，有几位演说，说的话大半都是希望几位先生将中国文化带到欧美去而将西洋文化带回来。梁漱溟先生听到几位都有此种言论，就问大家：“你们方才对于蔡先生同别位先生的希望是大家所同的，但是我很想知道大家所谓将中国文化带到西方去是带什么东西呢？西方文化我姑且不问，而所谓中国文化究竟何所指呢？”当时的人都没有话回答，及至散会后，胡适先生、陶孟和先生笑着对梁漱溟先生说：“你所提出的问题很好，但是天气很热，大家不好用思想。”梁漱溟先生暗想，一般人喜欢说好听、门面的话，如果不晓得中国文化是什么，又何必说它呢！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之伟大非他，只是人类理性之伟大。中国文化的缺欠，却非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缺欠。

    持“只发言，不行动”的梁漱溟，在1953年因为总路线问题与毛泽东发生当面争执，他要求毛要有“雅量”。此后他成了历次运动的“老运动员”。

    梁漱溟说：“中国传统中该变化的早就变了，不该变的永远都不会改变，而这些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中国传统将统领世界。”他认为中国有以贡献与世界者，不外八个字：“人生向上，伦理情谊。”而这正是世界和平的基础。

    梁漱溟曾自书一联：情可无言喻，文期后世知。

    1970年政协讨论“宪草”，梁漱溟不赞成把林彪为接班人写进宪法。

    “批林批孔”运动中，在大家都批孔时，梁漱溟却说：孔子生活在前2500年和后2500年之间，他本人是承前启后的。他还说：“一是，林彪没有路线，他是一个鬼，没有人格，够不上做一个人！二是刘少奇、彭德怀有路线，他们有自己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的公开主张，他们的错误只是所见不同或所见不对。现择其精彩论述整理于后。……”

    1978年2月，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同时在北京开会，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制定新宪法。在政协会上，梁漱溟再次放炮：“我的经验是，宪法在中国，常常是一纸空文，治理国家主要靠人治，而不是法治……法统、法制、法治，种种法的观念从上到下，大家都非常淡薄。而对于人治，却是多年来所习惯的……中国由人治渐渐入于法治，现在是个转折点，今后要逐渐依靠宪法和法制的权威，以法治国，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前途之所在，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80年，有关方面为罗隆基举行的90诞辰座谈会，其真实的含义是肯定他在历史上的功绩，以全面公开地评价其一生。几乎所有到会的发言者，都从不同的侧面回顾罗隆基在不同历史时期为国家为民族所做的贡献，而没有人指出他的毛病，更无人提及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事。梁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