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被围困后，傅作义认为胡适能够替他出主意，把胡适接到怀仁堂密谈，胡送了八个字，“和比战难，坚持待变”。而胡适自己并没有坚持待变，几天后坐上南京教育部派来接华北名流的专集飞到南京去了。傅作义对胡适很失望，命令守城门的岗哨不放胡适出城。胡适说自己是送陈寅恪去南京，才得以逃离北京。

    1948年12月14日，胡适匆忙离开北大，告别大军合围中的古城北平。三天后（12月17日）就是他的生日，他不无自责地对司徒雷登说，自己痛悔抗战胜利之后这些年没有把精力、才能用在思想方面，而是自私地埋头于学术活动中。司徒雷登看到——那一刻“他的眼中噙着泪水”。

    1949年，胡适走时曾留给北大同人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指中国共产党）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1949年后，胡适几近穷困潦倒，没有秘书，出外挤公车，却因为不满英国承认中共政权，放弃赴英教书机会。胡适在美寓居八年零八个月，只有在普林斯顿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工作的一段时间有固定收入，其余只能靠稿费、版税、储蓄勉强度日，加上妻子江冬秀坚持到美国同住，生活更捉襟见肘，但胡适仍不肯自贬身价，申请美国绿卡。唐德刚以史记里“孔子适郑”的故事形容胡适这段在美失意的日子。他回忆，这段时间常用打工用的破汽车接送胡适，“记得有一次我开车去接他，但是电话内我们未说清楚，他等错了街口。最后我总算把他找到了。可是当我在车内已看到他，他还未看到我之时，他在街上东张西望的样子，真是‘惶惶如丧家之犬’”。

    1949年开始，中国共产党仍然没有停止对胡适的“统战”。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适的老朋友、史学家陈垣《北平辅仁大学校长给胡适的公开信》。此信首先介绍了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感受：“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们自由地学习着、讨论着，教授们自由地研究着……”最后“劝胡适回到新社会”。但胡适看后笑笑，认为此信是“伪作”，理由是“陈垣不会写白话文”。又过了几日（6月24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今天细想，陈垣先生大概不至于学习的那么快，如信中提及萧军批评，此是最近几个月发生的事件，作伪的人未免做的太过分了！”他认为陈垣的公开信是一封“作伪”的信。为此，他征询同为史学家的蒋廷黻，结论是：“廷黻与我均疑陈垣的公开信是他先写了一信，共产党用作底子，留下了一部分作‘幌子’”。

    1952年11月30日，北京大学教授、胡夫人的嫡堂弟江泽涵写信给胡适说：“我们开始觉得你们如果在北京，必定不会感觉不舒服的……我们的生活是很快乐的……”尽管当时在纽约的胡适正处于非常苦闷之中，但他还是在日记中批道：“这大概是有意说‘反话’”。

    20世纪50年代，内地大批胡适。在一座谈会上，与胡适有关系的几位老先生不得不“批判”，沈尹默讲话最妙，他说一次去看胡适，胡正在写文章，但见案头满是打开的书，边看边写，沈说：“这哪里是做学问的样子？”

    1954年11月，第二次批胡运动开始，几乎全中国都被动员起来，出版了八辑数百万字的《胡适思想批判》，针对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文学思想、哲学史观点、文学史观点、考据学、红学的艺术性、红学的人民性等九大罪状声讨，直指胡适是学术界的今之孔子，终于让胡适在中国被斗臭、斗倒。胡适倒是幽默以对，“笑颜逐开，大为高兴”，连称对他的九大罪状就是他在学术上的九大成就。

    1956年，周鲠生曾先后致信和拜会了胡适的老友陈源，动员他与胡适联系并劝胡适回国。9月20日，陈源受周鲠生之托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