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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穆
情感的产物,这首词还可以。”王国维便帮他修改,一改改了近两个小时。在他改词的时候,姜顺手翻看两本书,其中一本是德文版《资本论》,姜看见书中用好几种颜色的笔打了记号。王国维看了看姜亮夫说:“此书是十多年前读德国人作品时读的。”姜亮夫当时感到先生不仅学问广博,思想也非常前进。晚上九点多,词改好后,姜亮夫告辞,王国维要家人点着灯笼跟他一起送姜,一直送到清华大礼堂后面的流水桥,等姜过桥后他才回去,他对姜说:“你的眼睛太坏,过了桥,路便好走了。”闻此语,姜几乎落泪,此后一生难忘。

    王国维的儿子王东明回忆父亲:“父亲的一生中,可能没有娱乐这两个字,那时收音机尚不普遍,北京虽有广播,顶多有一个小盒子样的矿石收音机,戴耳机听听,就算不错了。举凡现代的音响视听之娱,非当时梦想所能及。他对中国戏曲曾有过很深的研究,却从来没有见他去看过戏。”

    王国维很少出游,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只有一次和同事共游过西山,骑驴上山,玩得很高兴。

    王国维不会画画,小孩子缠着要他画人,他只会一个策杖老人或一叶扁舟。他也会亲自教孩子读《孟子》、,讲解或听孩子背诵时从不看书本,讲解也不是逐字逐句地讲,讲完了,问一句懂不懂,孩子点点头,这一天的功课就算好了。

    王国维穿着简单,冬天一袭长袍,外罩灰色或深蓝色罩衫,系一条黑色汗巾式腰带,再穿上黑马褂,夏天只穿一件丝绸或夏布的长衫。平常只穿布鞋,从未穿过皮鞋,头上是一顶瓜皮小帽,即便寒冷的日子也不带皮帽或绒线帽。

    王国维在上海居住时,家中时常有日本客人。王国维的孩子们当时都还小,很是淘气。他们知道日本人喜欢乌龟,就趁着日本客人不注意,悄悄地在客人背后的衣服上用白色的石膏粉印上小乌龟图案,然后躲在一边调皮地笑个不停。这情景王国维见了并不责怪。王国维的孩子们成年后才知道,他们开玩笑的对象,不是一般的人物,而是学术研究上和王国维有密切联系的日本学者,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杰出的奉献,如铃木虎雄、神田喜一郎等。

    一生浮泛情海的龚自珍,极擅借诗词来摹状男女情感纠葛,晚年写有一首轻盈绰约的绝句:“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王国维读后,斥之为:“其人之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

    (注:龚自珍学究天人,才华宏富,作诗多缠绵悱恻、婉约生姿之句,行事则任兴驰骋,风流不羁。如:当时科举取士,看重方正乌亮的“馆阁体”书法,龚因不善书而不得入翰林,竟教其女、其媳、其妾、其宠婢悉学“馆阁体”,逢人言及翰林,龚必哂曰:“今日之翰林,犹足道邪?吾家妇人,无一不可入翰林者。”龚又嗜冶游,好赌博,晚岁学佛。平居无事时,非访妓,即访僧,遇达官贵人,辄加以白眼。一生艳事多多,尤其世传他和当时著名词人顾太清有瓜李之嫌的“丁香花疑案”,更是扑朔迷离,虽然北大名教授孟森钩悬决疑,竭力为龚、顾辩白洗刷,可这则浪漫故事并未因之偃声息语。)

    王国维在其弃世前数日,他曾受托替时为其学生、后成著名历史学家的谢国桢题写扇面。王书写了唐末韩偓的《即目》和《登南神光寺塔院》两首七言律诗,可题款时,于谢国桢名后,误植一“兄”字。友无论年齿幼长,皆可以“兄”相称,此为旧时礼数。但师称弟子为“兄”,就悖逆礼节了。于是,蹈湖当日,王国维先赴清华研究院,依常处理教务,并用墨笔在为谢题写的扇面上涂改“兄”为“弟”字——如此,既遵行了传统之礼,又融入了王氏待人接物的一贯谦和。做毕这桩事,他才乘车到颐和园,步行至排云殿西鱼藻轩前,临流徘徊片时,方毅然自沉。其时适为榴花盛开的端午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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