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地震一样。”当陈寅恪问及他的著作为何迟迟不能出版时，“胡乔木以八个字回答陈寅恪的八个字发问：陈曰‘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答‘出版有期，盖棺尚远’”。因胡乔木、陶铸的过访，陈寅恪作《壬寅元夕后七日，二客过谈，因有所感，遂再次东坡前韵》，中有两句值得玩味：“南国有情花处处，东风无恙月年年。”

    陶铸对陈寅恪呵护备至：关照中山大学将当年“中右”的陈寅恪“脱帽加冕”；为方便陈寅恪的散步，安排人在他家门前修了一条白色水泥路；陈病重时为其配三个半护士；为了陈寅恪能欣赏戏曲，他指示中山大学为其弄一台好收音机，当时学校不认真办，陶铸很生气，说“学校不送我送”。他送了台落地电唱两用机给陈寅恪。陶铸被打倒后，“造反派”曾统计出1966年6月到12月间，远在北京的陶铸先后三十八次用电话对广东省委作“遥控指示”，其中数次指示：“对陈寅恪的待遇要保持原状不变。”

    文革开始后，虽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陶铸特指示广东省委善待寅恪，然而红卫兵置之不理，反而逼寅恪交待与陶铸的关系，想借此整跨陶铸。当时陈已经“体弱、多病、目盲、膑足”，红卫兵就占据了陈宅对面的办公楼，整天用高音喇叭往陈宅呼喝口号，而且还冻结了寅恪夫妇的工资。更可恨的是，他们还用武力赶走了陈的助手黄萱及和陶铸派给陈的三名护士，在屋内遍贴大字报，抢掠物品撕毁文稿，如寅恪自传《寒柳堂纪梦》，一时家徒四壁。陈不屈服，他们想到抬他去礼堂批斗，陈夫人阻拦被打成重伤。刘节时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时，每年春节都要去老师陈寅恪家里叩头行礼。在“文革”初起时，学生要斗争陈寅恪，刘节拦住，大呼：“我是他的学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斗我就行了！千万别斗他！”刘节于是自愿代寅恪受批斗。红卫兵问刘有什么感想，刘答道：“能替恩师受批斗，是我一生的光荣。”不久陶铸被批斗，红卫兵问他为什么庇护寅恪，陶正色回答：“你们如果有陈寅恪的水平，我也那样对待你们。”

    文革开始后，众人皆批陈寅恪，但季羡林不愿违心出手，落井下石，虽经再三动员，晓以大义，他仍效金人三缄其口。季羡林晚年回忆：“我不愿意厚着面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我当时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毕竟没有行动。现在时过境迁，在四十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在天之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