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有战国产品的嫌疑，原诉驳回，此判。”梁对张的观点并不认同，但他欣然为此文作题识，对张的才华表示赞许。

    梁启超曾在北京师范大学讲中国文化史，每次他来授课，教室里都是挤得满满的，以致室无隙位，有的学生还站着听。有些学生虽是学自然科学的，但宁可牺牲本门功课来听他的讲授。

    梁启超在北师大授课时，一次来上课的学生极少，梁询问得知，原来这日有重要的校际篮球比赛，很多学生都跑去看了。梁于是大发牢骚：“做学问不如打球好玩，你们也不是要跟我做学问，不过是要看看梁启超罢了，和动物园的老虎、大象一样，看一两次就够了。不过我并不失望，不要多，只要好，我在时务学堂只有40多个学生，可是出了蔡松坡、范源濂、杨树达，一个顶一个！”

    梁启超每次去学校上课，坐的都是自备马车。他在车上总是手不释卷的，进了校门，才把书装进提包里，但一到教授休息室，他又把书打开了。他讲授时，对每一问题，都是上下古今，详证博引，精辟透彻，引人入胜。在引证当中，同时提出自己的见解，来启发大家。他不止一次地谈到：“凡研究学问，既要能钻进去，又要能走出来，才不致为人所蔽，而能自有所得。所以古人说读书就是攻书，这个‘攻’字很有意义，要很好地体会。”

    一日，楚中元和李仁夫一起去拜访梁启超，梁很热情地招待他们，除了泡茶之外，还添上两盘糖果。他为楚中元的诗稿题写了封面，又为李仁夫写了副对联，联云：“万事祸为福所倚，百年力与命相持”。他一再对李说：“这是我青年时代一首诗的录句，可以想见我当年的豪气。我今天特别写给你，也是希望你立志向上奋斗。”同时他又说：“我平生行事，也是信奉这两句话。所以遇到任何逆境，我都是乐现的，我是个乐观主义者，也许就是得力于此，希望你们青年人要从古人这种哲语中去吸取力量。”

    黄伯易回忆在东南大学暑假的欢迎会上第一次见到梁启超。当时，梁启超在会上谦虚态度地说：“我梁启超一定要学习孔子‘学不厌，教不倦’的精神，与同学们一起进行攻错。”黄记得，梁先生广额深目，精力充沛，语音清晰，态度诚恳。

    黄伯易回忆：“在当时‘自由讲学’的讲坛上，如胡适、张君劢、江亢虎、张东荪等，都大谈政治，大谈主义，而像梁（启超）先生那样在政治上几度活跃的人物，却对当时的政治绝口不谈。”

    东南大学当时著名学者云集，有杜威、胡适、张君劢、江亢虎、张东荪等，学生们便就这些学者的论断去向梁启超和杨杏佛请教，杨有问必答，梁则三缄其口，学生们就此引发了争论，有人认为应采杨的态度，有人则欣赏梁。梁启超知道后，对学生们说：“讲学的自由和批评的自由原本是双生的。我并非反对自由批评，却反对批评的不自由。我的态度同杏佛并无两样。例如我主张真理是可知的，在我的班上已经说过了。是否正确？我们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我也说过同大家一起进行攻错。”

    梁启超在南京曾作过题为《为学的兴趣》的演讲，演讲时，听众挤满了会场。他在讲词的结构上，直接采用了古文《七启》、《七发》的谋篇布局——从批判一切生活烦琐，最后表达出自己的高超趣向。例如，梁说：“有人说吃酒有兴趣，醉了怎么样？又有人说睹钱有兴趣，输了怎么样？……把我梁启超烧成灰来作化学分析——也只有一点为学的兴趣。”

    梁启超看了东南大学演的《碎簪记》后，非常不赞成，他对黄伯易说：“提倡这类悲剧，只给青年们带来损害。你可建议侯曜，苏曼殊从梵文翻译印度抗英义民的笔记不少，如果综合成一部历史剧当更有意义。”

    梁启超在《为学与做人》中讲，做人必须具备智、仁、勇“三达德”，做到“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