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诤友
    梁启超和周善培相识于1989年10月初,当时研甫督学约定在武昌会合,梁、周都乘坐买招商局的官舱由上海到武昌。当时梁已经名满天下,而周善培自认是个无名小卒,不敢同梁攀谈。过了九江,梁启超主动来找周谈天,周不愿与他多谈。此后,直到周的《力书》出来之后,梁写了一封信给周,表示愿意订交之意,二人开始交往。

    1899年,周善培到日本调查,与梁启超在东京见面。见面欷歔感慨良久以后,周就提出梁启超等人对政变应负责任的意见,梁诚恳地深自引咎。同时周善培就提出二人订交的条件,彼此多规过,少奖善,梁启超当即表示接受,以后往来三十二年,梁启超便是周善培平生最能受直言的朋友,周善培亦用他的直言告诫过梁启超无数次。

    一次,周、梁彻谈三天三夜,周善培劝梁启超少谈保皇的空话,多研究第二次如有变法的机会,如何以前事为戒,订出如何有次第的办法;同时周还劝梁少讲公羊学,多研究周礼,因为中国原有一套整个的政治制度和方法,都在周礼上。梁启超听从周的规劝,对于公羊他以后就少讲了;但对于保皇的招牌仍然放不下来。

    1912年,周善培听说袁世凯召梁启超去北京,便与老师赵熙乘船去横滨,劝梁启超慎重其事。周善培说:“对德宗(光绪皇帝)是不该去,对袁世凯是不能去。”梁启超被劝不过,于是吐露真言:他并不想去北京,但康有为催促他尽快成行,他不能违拗恩师的意愿。最终梁启超还是当袁的司法总长。

    梁启超当了司法总长,周善培认为,梁心里还是赞成他的观点,不过因为笃信南海康有为,才走错这一步。周善培想,任公理智很高,只有创造一种理论才能转移他。因康、梁是尊孔,周想来想去,决定从孔子书中找一种最广泛的题目,提出若干合时的理论,对梁对症下药,挽救梁启超。于是,周善培用半年时间写成《论语时义》一书,将论语四百廿一章丢开先儒的一切旧说,每章都借孔子的题目来发表他痛骂袁世凯和讽刺梁启超的意见。周让弟弟周竺君到京,将此书面交梁启超,请梁看一遍,替自己作一篇序。梁当着周竺君看了第一章(此章周借李斯、刘歆来一面解释学而不时习的毛病、讽刺任公)。看完后,他对周竺君说:“我已经遍身是汗,不能往下再看了。请你回去替我谢谢老兄,只说我知过了。请他容许我改过补过。”

    1913年,袁世凯既夺取广东,请周善培担任广东将军兼巡按使,周谢绝了。袁又找别人劝周,周再次谢绝。第三次,袁让梁启超派人来劝,周再谢绝:“任公不妨事袁,我却认为我决不可见袁。”从此以后,周善培与梁启超虽不通信,却随时看袁的举动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准备随时托人去提醒梁,请他预防,该抽身就早抽身,不要太陷深了拔不出。

    周善培在《论语时义》中曾预测袁世凯想黄袍加身,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梁启超。于是梁启超早有准备,当袁世凯的“筹安会”出现后,梁启超立即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此文发表后,周、梁二人进一步合作,计划讨袁。

    袁世凯死后,周善培劝梁启超说:“袁死了,民国的政治是革命党的事,我们应当关起门来少谈政治。谈政治的朋友只能共热闹,是不能共寂寞的。”梁启超当时认可周说的,但经过讨袁,梁的社会地位又进一步提高,门庭若市,却怎么也无法冷静下来。

    张勋复辟时,梁启超来找周善培同去参加段祺瑞的马厂誓师。周反对梁去讨张,并说:“讲交情,我同老段比较你还有点儿小交情,旁的事他不认识我,他却认识我不想作官,不想依靠他来分点赃。而他这人自己是没有脑筋的,左右又是一般垄断权利、不愿意别人分赃的人。他再三要我到四川去,你也从旁帮他劝驾,我尚且避之不及;你怎么拿一个毫无交情又不免分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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