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没有人看桂治洪的电影，会感受不到他的怨气。事实上，联结起现实中的他对照而言，就更加容易看到整全的面貌，此所以在访问中他会对不看电影的记者直斥其非嗤之以鼻（《南国电影》266期，1980年5月号），但又不无处处流露对现实环境制约的自觉性，不时抒发电影不卖座便什么都不是的商业至上言论。我认为这正是桂治洪的核心精神所依，心底里明知难以摆脱身处环境的宿命桎梏，但又不甘当场撒手投降，于是便在电影中建构塑造一个又一个与命运对抗的悲剧人物——是的，那都是悲剧人物而非英雄角色，因为桂治洪很清楚世上没有公义存在，一旦勉力为之就只会违心而发。他以歌谣乃至以不死蝙蝠侠包装颂赞大哥成，甚至露骨地以“卧底”来涂脂抹粉，正是利用《大哥成》（1975）来谋杀《成记茶楼》（1974）的最佳示范。

    于是在他镜头下，只会出现一众不同面貌的任性角色，各自为私情或孤忿来作无声抗战——他要激起的正是一种民粹的认同快感。《大哥成》的例子说明他不可接受由上而下的创作掣肘，故此不若把成功人物抹黑至死！反过来尽管对观众未能领略个人创作深意而扼腕（1980年的《万人斩》当数他最用心的传世力作，却被人形容为挂羊头卖狗肉之作），他仍然乐于尽情通过制造官能刺激来迎合观众的需要，希望在由下而上的市场约制中，保留盲冲瞎撞的火气迫人，来满足个人无政府的浪漫想像——至少，在一切早已注定的宿命电影工业中，仍然容纳多少建构被主宰影像的能动性，算是聊以自慰的经营策略。

    一、没有正邪，只有暴力比对

    明乎此，便不难理解为何桂治洪对“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处境情有独钟。桂治洪关心的是权力的角力形式，反正终局难免受宿命的摆弄，能够制造悬疑跌宕的肯定就是过程的变化。能力高低与正邪本位无涉，对桂治洪来说，邪不能胜正不过是安抚观众心理的情节包装，反正权力压得人抬不起头来才是定理，无论力量的由来属人属魔，翻墙互搏本身已符合无政府的自设虚想。所以在桂治洪的电影，我们不时再三看到他对力量代言人（无论是警方、巫师或和尚等）或明或暗的戏谑。

    在《邪斗邪》（1980）这出充满噱头的灵异喜剧中，伊雷饰演的余腩与亡魂阿翠冥婚，前者甚至借助后者上荷官身，赢取不少金钱，结果老板找来援手八妹施法，上演一幕以邪斗邪的高潮戏。八妹最终不敌，不过已经披露了只有力量大小没有正邪之分的理念。而在降头片代表作《蛊》（1981）中，降头师及解降师更拼得你死我活，面对事不关己的依赖委托竟然豁出性命去帮忙，充分点明为斗法而斗法的本末倒置推展，最后完场前的字幕告解“邪不胜正，以‘巫术’为害者终归要受到正义之神的击毁”，俨然就是一场讽刺。而去到续集《魔》（1983），就更加令人不寒而栗，尽管电影仍保留“邪不胜正”的结局安排，但高飞饰演的陈雄在对抗魔道的过程中，魔道力量的无远弗届显然才是正色。事实上，早在《鬼眼》（1974）中已充斥无政府主义色彩，当中他既对科技表示不信任态度（陈思佳饰演的美容师因配隐形眼镜才被鬼魂附身操控），而对凭所谓的法师驱魔之说更嗤之以鼻（法师出手反而遭鬼灵夺命），结果一切只有自求多福。而在他的名作之一《邪》（1980），陈立品为全裸的绮华（陈思佳饰）写上神符固然是经典片段，但结果展现的却是无鬼的世界，一切以秀英的孖生姊妹（恬妮分饰两角）装鬼吓人来完事，先前煞有介事的神婆驱鬼也顿时成为空洞的指涉，沦为导演自我戏谑的装置设计。

    二、无政府主义宿命论

    即使脱离灵异世界回到人间领域，桂治洪同样贯彻对权力的不信任态度。《成记茶楼》（1974）中的探长（佟林饰）固然阴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