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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关于《岁月神偷》,还可以说什么?
《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对于现在的怀旧”的一种通俗应用。正如詹明信所言:“事实上,历史性既不是一种对过去的再现,也不是对未来的再现,虽然它的各种形式使用了这种再现。首先,我们可以将历史性定义成对于历史的现在的理解;这就是说,历史性是一种和现在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以某种方式将现在陌生化,并且使我们和立即性保持一个距离,而这个距离最后则被描述成一种历史透视。”而事实上,最善于运用以上的文化逻辑,再转化成为现实政治工具的,应该首推特区政府。特首曾荫权在《岁月神偷》扬威海外后,不久便出来表示“《岁月神偷》十分感人”,他自言经过永利街看见人山人海的情况,不禁“赞叹一套戏的影响可以这么大”(《明报》2010年3月20日)。不要忘记,特区政府的市区重建局不过在数天前(3月16日的下午),才开记者招待会宣布保留上环永利街所有十二幢唐楼(也即是《岁月神偷》的主场景)。我当然不是说《岁月神偷》早有预谋希望成为配合政府保育政策的宣传电影,而是在政府选择性地保育施政方针及宣扬香港自诩的吃苦耐劳之精神价值上,《岁月神偷》的确成了流行文化上的代言尖兵,且更意外地得到海外奖项的嘉许,于是使得本来属于文本意义的怀旧讨论,转眼间不断增添现实意涵及旨趣,由是而衍生成为一件社会事件来。所以我不会认为此时此刻是特首政府骑劫了《岁月神偷》,且实实在在那一代人的“持分者”同样是共谋,一起通过《岁月神偷》来建构出他们所认定的香港教育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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