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阵子杜琪峰的《黑社会》闹哄哄，借此来反思电影影像上的暴力问题最好不过。Karl Frence在《暴力的诗意》有一精辟观察：一般观众对暴力电影之接受不来，是因为电影摒弃了电视的逻辑，后者一旦处理暴力题材，往往会强化正常与变态之间的差异，通过主客的对立来肯定了观者的道德超然地位。然而电影不来这套妥协，它惯作客观的呈现；作者更进一步以《天生杀人狂》为例，说明观众对电影接受不来并非因为鼓动暴力的意识形态，而是对暴力没有批判的意向，这才是最一般观众不安之处云云。

    由此去反思《黑社会》的暴力元素颇堪玩味，首先对社团规条的仪式处理，基本上用了高度风格化的方法经营，而且配合大量旁白交代背景，又有罗大佑的音乐引人入戏——简言之就是把与仪式相关的现实迫力消弭，而仅以影像的风格化组织，来予以再现的表达，从而把当中的暴力性洗涤。我想指出暴力性不一定在于血肉横飞的镜头，由社团规条而来的仪式，就算不涉及血肉的展现，同样可以给人毛骨悚然的效果。这一点在桂治洪的《成记茶楼》（1974）及《大哥成》（1975）均有充分的说明：他早已大量拍摄黑社会的仪式，先有《成记茶楼》中的讲数场面，后有《大哥成》中执行家法的过程，其中的实景动感拍摄方式，正好传达出其中的震慑力。杜琪峰显然选择了另辟蹊径的方向。

    导演固然没有对《黑社会》中的任何暴力场面作介入的批判，但他又并非全无隐含的立场。在电影中两场普遍被界定为颇暴力的场面：梁家辉把对头接二连三从山顶推下山脚，然后抬上来再蹴下去；任达华用石头一而再、再而三击落梁家辉的头颅——两者均把暴力精华作重复的展示，然而前者以黑色幽默作结，后者却以沉重不安告终。杜琪峰显然以上述的场面，来提醒观众对于暴力镜头的经营，在同一的处理下也可以有千回百转的差异。何况场面与场面之间又可以有多重的对立，例如任达华在光天化日的丛林中杀梁家辉，又可以与之前两人合力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酒吧中猎杀恐龙为对照。换句话说，银幕上暴力的展现的确可以有千差万别的丰富可能性，绝不宜用简单的因果逻辑思维去定性定质。《黑社会》恰好是一本地的例子，用来说明可以通过风格化，又或是幽默化的处理，来把暴力镜头的压迫感退淡；不过与此同时，亦可以利用延长的现实性展示，以及插入主观镜头（在任达华击杀梁家辉一场中，突然插入从梁家辉角度看见任达华举石欲击下的镜头），来达致强化迫力的效果。要分析银幕中的暴力镜头，绝不可以轻描淡写粗心大意地打发交代就把问题结案陈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