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那里练了一天武，他看了后没指点，说：“走，跟我吃饭去。”吃饭时对我说：“我的东西你有了。”——这是我和薛颠的最后一面，薛颠没有得善终，我对此十分难过。

    我二十四岁时父亲死了，我却不能回家。二十五岁时，天津财政局局长李鹏图叫我到财政局工作，也不给我安排事情做，只让我陪他去看戏、吃饭，我一看这情况，等于做了保镖。他也叫我“二先生”，其实他是我按照李家各房大排名算的三叔，他知道我练武。

    我以前是个少爷，练武后穿着就不讲究了。一天到捐物处去办事，我戴个美国鸭舌帽，上下身都是灰布，上身还破了个洞，漏着棉花。当时天津的捐警名声不好，干什么都是白拿白占。捐物处门口是个斜坡，我蹬着自行车直接上去了，到岗亭，一个捐警一脚揣在我的自行车上，我摔倒后，他跑上来抽了我一个耳光，还骂：“打你个××，谁叫你上来的。”

    我起来后，说：“你会打人，我也会打人。”拎住他抽了四个耳光，他就叫唤开了。捐物处有四十个捐警，平时总有二十个人在，一下都出来了。我考虑这场架怎么打，我现在是财政局人员，如果打重了，财政局和捐物处都不好收场。形意拳有个练身法的训练叫“转七星”，我跟他们转七星，手上像狗熊掰棒子似的，抓了帽子就往腋下一别。

    我想：“我能摘帽子，也能摘脑袋——只要他们想到这点，就会住手。”但他们想不到，掉了帽子还追我。捐警小队长，他拎着枪下来，看那架势要崩了我，但他认出了我，就把那帮捐警轰跑了，对我说：“您没在我们这打人，您给面子了。”我摘了十几顶帽子，随抓随掉，还剩下四个，就把这四个帽子递给了他。

    捐物处处长叫齐体元，李鹏图给他打了电话，说：“二先生没打坏你们一个人，这是给你齐五爷维住了体面，你也得给二先生个体面吧？”齐体元说：“行，二先生还给我们四个帽子，我们就开除四个捐警吧。”捐警外快多，被开除的四个人非常恨我。

    这件事出在我身上，我觉得不自在，李鹏图也看出我不愿做保镖。我喜欢武术，但我做不来武师，我开始绝口不提我练武了，后来到天津北站当了海运牙行税的卡长，离开了财政局大楼，更是没人知道我练武。

    我三十出头时，到宏顺煤窑住过一段时间，矿工中有个五十多岁的通背拳?武师叫赵万祥，能把石碑打得“嗡嗡”响，不是脆响，能打出这种声音，通背的功夫是练到了家。

    他带着徒弟在煤窑门市部后的空场里练，矿工们吃饭也多蹲在那吃，我有时出门能碰上，我从未表露过自己的武林身份，不看他们练拳。他们都叫我李先生，非常客气。我大半辈子都是旁观者，这位赵拳师和我算是个擦肩而过的缘份。

    只是在我大约37岁时，有一件武林纠纷找上了我。燕青拳名家张克功年老后，从东丰台迁到了卢台，收了几个小徒弟，他是唐师的朋友。当地的大拳师是傅昌荣?的传人王乃发，他的徒弟把张克功的匾给偷跑了。

    唐师去世的时候，嘱咐我照顾他的老朋友们，我就找王乃发要匾。王乃发说：“你来，我要给面子。你提唐师傅，我更得给面子。摘匾的事我不知道，但摘了匾再送回去，我也下不来台呀。”我说：“要不这样——”我就给王乃发鞠了一躬，把匾取走了。

    解放前夕，我来北京找到了会计师的工作，那时尚师早已逝世，当年旧景只能令人徒生感伤，无心与同门相叙，从此彻底与武林断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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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李存义（1847～1921），字忠元，清末深州（今深州市）南小营村人。20岁时向刘奇兰、郭云深学形意拳，从董海川学八卦掌。

    光绪十六年（1890），李存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