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口音就觉得熟悉与亲切一些。他很肯定张主任，简单地跟我们解释一下海峡两岸关于治疗烧烫伤医学的不同（譬如海峡两岸急救方法完全不同，大陆禁止家属探视，怕病人情绪波动；台湾却欢迎家属探视，可以鼓励病人），也简单地说明了一下她的伤势。杨医生还告诉我们，她的意识很清楚，她知道我们都来了，但她很痛，所以没有力气多说话。

    大家讨论了很久，华研董事长也加入进来，讨论包括搬动风险、感染风险、烧烫伤治疗过程等等。任爸倾向于留在上海，理由还是一动不如一静；杨医生说留下也可以，任爸、华研一群人马上讨论留在上海的后续支持；但杨医生话锋一转，这样的情形，搬动她也不是不行。好像结论是留在瑞金也可以，送回“长庚”也可以。我听着这些讨论，觉得非常熟悉！医生跟律师一样，只善于尽专业分析职责，要不要医治或要不要告，是由病人、家属或当事人决定的。有了决定后，医生或律师会善尽专业操刀职责，把病人、家属或当事人的决定，贯彻落实下去。所以，目前为止，等于没有决定。

    杨瑞永医生就在我面前，可是我心里还是很急，总觉得不大对，没有找到留下或送回的坚强理由。我发现，若问“您觉得呢”是问不出答案的，我必须把问题细致化具体化，让医生答“是”或者“否”。我压着头痛，闭上眼睛，心里跟自己喊话：要冷静，把目前所有我听到的烧伤信息再想一遍，我试着在脑海中画一个“留在上海VS送回台湾的优劣对照表”，犹如媒体最喜欢用来评比两个人条件胜、败的那种表格。这个时候，顾不得礼数与客套。这个时候，只有家属有权决定，我一心急就忘了我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家属。

    我问杨医生：“我的第一个问题，现在是急救、清创阶段，张主任提过清创的黄金72小时，张主任能安排10月26日周二清创，已经过了三天，会不会太晚？”杨医生说：“只要病人稳定，其实不会，如果是我排刀的情形，现在是周末，医院人手可能不足，排下周二差不多。”

    我问：“如果不考虑客观因素，是不是越快越好？”杨医生说：“那当然！”我问：“假设现在她在台湾，如果‘长庚’安排，可以多快？”杨医生想了想，说：“周一应该可以。”

    我问：“第二个问题，这个疗程包括急救、清创、植皮、复健、美容，有一天是终究是要回台湾的，起码复健与美容要在台湾的，问题在于哪一个时点回去？对‘长庚’来说，越早接手对整个疗程会越好吗？”杨医生说：“当然！有助于我们整体掌握！”

    我问：“第三，我听张主任形容她的隔离病房，跟我的想象不大一样，如果下周二在这里清创，清创后两三天她很虚弱，应该不能搬动。假设，可能最快能搬动的时间是下周六，她起码要在这里待8天。我相信‘长庚’有个人的隔离病房，对她的感染风险是不是可以降低？”杨医生说：“是！”

    我问：“第四，如果我们有飞机，您可以陪她一起飞吗？这样可以降低搬动风险吗？”杨医生说：“啊？有飞机吗？如果有，我可以一起飞。”阿嬷从椅子上跳起来说：“有飞机！有飞机！SOS专机护士在楼下待命！”我心里觉得答案出来了，为了尽快清创，为了医疗一体性，为了降低感染风险……搬运风险也可因杨医生的随行而降低，我转头看着任爸及华研总经理，提议说：“我们带她回家吧！”

    每个人瞬间都跳起来，一阵手忙脚乱，联络SOS专机护士上来加入讨论、收集证件、沙盘推演、分配工作，SOS护士跟杨医生说明医疗专机的医疗器材。不过，虽然心里七上八下，但是我们稍微松了一口气。杨医生明早会再去医院，也再跟张主任讨论一下。阿嬷叫我快回去睡觉，她说我是很重要的力量，不能垮，她说我看起来快比任爸还老了。我回房后还是不放心，又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