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来改去，改来改去，最后，我们决定带她回台湾了。10月24日晚上终于见到她了，我差点认不出她。第一次近距离了解烧烫伤的治疗，每天都是担心、难过、紧张与不知所措。

    Day3 2010.10.24（日）

    我起床接到任爸电话，瑞金医院被媒体围起来了，任爸去医院面对记者，同时掩护杨医生进瑞金医院和张主任讨论，要我在饭店等消息。大约11点，华研告诉我决定送她回台湾，大约傍晚的飞机，要我继续等。中午左右，我发短信给小郭与小王，应该不用麻烦他们张罗飞机了。

    下午，我什么事也没做，就是等、等、等。还是有很多电话、短信进来，我回了几个。有一封Ella的短信又让我哭了。有一通电话是杜哥（化妆师杜国章）打来的，我知道他跟她的关系很紧密，我接了。杜哥很关心到底是不是如媒体讲的那么严重，记得当时我不知道要如何跟他描述，我跟他说：“以后你真的会很辛苦，化妆不只是要画脸，将来要化的面积可大了。”他电话中一呆，我想，两个月后他来“长庚”探视她，才会懂我那时在说什么。

    傍晚，华研同仁叫我待命，任爸会跟华研总经理在饭店召开记者会引开媒体，同时SOS及杨医生会去瑞金医院护送她到机场，我则搭另一部车到机场会合。其实，台湾媒体很快就上了“调虎离山”的新闻快报。当时，我还不大懂，救人都来不及了，有必要花这么多力气应付媒体吗？大约5小时后，我才懂任爸与华研的用心良苦。

    在去往机场的路上，陪同我的是小瑜、Selina的另一个贴身助理以及载她来回片场与饭店的师傅。一路上，大家话不多，一直到快到机场，才聊了一下。原来，他们三个就是她在上海5天接触最多的人，也是现场目击者。我谢谢他们，他们安慰了我一下，也叙述了一下事发前后、急救送医的过程。原来，他们三人就是陪她送医的人，她就是坐这部车送医的，她就坐在我坐的位子上！当然，这个座位洗过了。

    我又开始想，要送回台湾了，这样的决定真的正确吗？如是错误的决定，后果可能无法弥补。我一直回想这两天的过程，回想每一个接收到的信息，回想我听到的每一句话，回想每一个告诉我信息的人的可信度，回想每一个环节与判断。我不确定是要再思考一次，还是要试着说服自己我们没有做错决定，或者，我只是要确定我自己尽力了。不过，当下送回台湾已成定局，除非有什么变量发生，不然没有办法不送了。

    我们走去停机坪，在飞机的前面等，准备走楼梯上飞机；同时，救护车也来了，停在飞机的后面。她的病床从救护车上慢慢地送出来，是那种机械式的升降病床，放到地上，护士推到飞机旁边，再用一种机械装置，把病床慢慢地升上去，进入机尾。这个过程中，阿嬷站在旁边，大喊：“Nana！放心！阿嬷在旁边，我们都在旁边！”我站得很远，总觉得很多工作人员拿着相机晃啊晃的，不知道是不是要拍她受伤的样子。我上前询问，他们说只是机场的必要程序。

    上了飞机，我们全部坐在头等舱，戴着口罩，任爸跟我分坐在走道的两旁，她跟杨医生、护士等安置在飞机的最后面。这时，任爸不停地叮咛我，等一下见到她时不要哭，因为杨医生会让任爸和我过去看她。情感上，我一直试着稳定自己的情绪，我也很害怕，很紧张，不知道会看到什么画面；理智上，我一直推算她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我要跟她说什么对她最有帮助。

    这时，杨医生突然通知我们起飞前可以过去看看她，任爸马上跳起来往后走，我连忙跟了上去。任爸走在我前面，还一直叮咛我不要哭。从机首到机尾的走道上，我们走得很快，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刚刚想的东西都忘了，算了，放空，什么都不要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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