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追击到南郡。曹操留下曹仁、徐晃守江陵，乐进守襄阳，自己则回归北方去了。至此，比官渡之战更为历代国人所熟悉的赤壁之战遂告结束，曹操南下东进以实现统一的“悉定”天下之志也遭到了严重挫折。

    就作战规模、持续时间和死伤人数而言，赤壁之战远不及官渡之战，但值得历史记述之处却远在其上。最直观的一点，就是同样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曹操一方由官渡之战的胜利者变成了赤壁之战的失败者。其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胜败易势，按照周瑜当初面见孙权作的分析，主要在于有四条“用兵之患”，“操皆冒行之”。周瑜指出的“用兵之患”是：①北土尚未平定，曹操在关西尚有马超、韩遂等后患；②“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北方将士之所长，人数的优势暗藏战力的劣势；③“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战线拉得太长，供应跟不上；④北方将士“不习水土，必生疾病”。后来作战态势的消长，无不逐一验证，说明曹操的失败战前即已积聚诸多内外因素。但决定性的内部因素，并不是这四条，而是曹操本人的战略失误。如明末清初著名学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当中所总结的那样，既往的角逐征伐中，曹操挟天子而粉碎四面之敌，决胜的要道就在善于利用群雄互相诛灭，不能团结。

    而这一次，劲敌只剩孙权、刘备两家了，如果让他们自寻干戈，那么他们不是内部崩溃，就是为曹所灭，曹操却让他们合了起来，与己争锋。

    王夫之所说是有依据的。孙权原本已经在作争夺荆州的准备，刘备则如同丧家之犬，缺少一块立足之地，曹操如果利用他们之间对于荆州各怀鬼胎的固有矛盾，先分化瓦解，再各个击破，平定江南的目标未必注定达不到。然而，还没有消灭刘备，就忙着威胁孙权，客观上促成孙、刘的联合，给自己招来致败的祸根。恰似诸葛亮预期的那样，“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势强，鼎足之形成矣”，赤壁之战成为确立三国分峙的决定之战。如今从后人角度加以反思，曹操之所以会发生那样的战略失误，源于他基本统一北方之后，既骄傲自大了，又过分急于事功。骄傲自大则盲目轻敌，急于事功则轻躁冒进，结果遭到惩罚，不仅直接导致了赤壁鏖兵的大败亏输，而且严重阻滞了悉定天下的宏图大业。对于曹操个人来说，这无疑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大挫折，而对于中华大一统民族国家的发展来说，也应当视为一个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

    赤壁之战结束后不久，曹操又给孙权写过一封信，公然说“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获此虚名”。当时曹操军中确实疫病大起，决定了一败之后，全面退军，但说成“烧船自退”，终究是在自我解嘲。另一方面，这封信也透露出一点消息，那就是曹操集团并未因为赤壁之败大伤元气；相反地，曹操从中汲取了血的教训，及时作出战略调整，重新实行区别对待，各个击破。在东线，从建安十四年（209）七月开始，他就派水军入驻淮南，委张辽、乐进、李典镇守合肥（今属安徽），并在苟陂、茄陂屯田。在建安十七年（212）至二十四年（219）的八年间，曹、孙两方在合肥、庐江（今安徽庐山西南）、濡须口（今安徽无为）一带六次作战，曹方取得五胜一负的战绩。在南线，曹操自赤壁溃退之初，便派族弟曹仁镇守襄阳、樊城。原先刘表治下荆州所辖的七郡，曹操占据南阳郡和南郡北部，孙权占据江夏郡和南郡南部，其余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名义上是刘备向孙权“借”的，实际上由刘备所占据，形成了三分对峙局面。

    曹操把主要的突破口放到了西线，于建安十六年（211）派钟繇、夏侯渊率军讨伐汉中张鲁。曹军入汉中必经关中，关中的马超、韩遂等人联兵反叛，十部人马齐集潼关，曹操又派曹仁督军西征。当年七月，曹操亲临潼关前线作战。至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