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这就是诸葛亮抱定的志趣，他这位“卧龙”，一直都在等待时机。

    时机终于来了。经徐庶（元直）推荐，刘备三顾茅庐，来请他出山。其时为建安十二年（207），诸葛亮隐居隆中，已经有10年之久，年届27岁。而刘备时年已届47岁，从河北狼狈逃窜到荆州来依附刘表，也已经有8年之久。刘表让他屯驻在新野（今河南新县），表面上照顾同姓宗亲，实际上让他看守北大门。在新野小城一住六七年，骑马征战惯了的刘备髀里肉生，经常为“日月若驰，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悲伤得慨然流涕。好在有时间进行反思，痛感多年无所成就，就因为身边虽有虎将关羽、张飞、赵云跟着东拼西杀，却没有高明谋士出谋划策，从而滋生了求贤的渴望。一方面求贤若渴，一方面“待时凤翔”，自然容易一拍即合。但诸葛亮仍然要慎投明主，硬是摆足了架子进行试探，让刘备一再枉顾，两人才坐到一起。刘备恳切地说：“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短浅，遂用猖獗，至于今日！

    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这就定下了“计将安出”的主题词，诸葛亮的回答，便成了著名的《隆中对》。

    诸葛亮的隆中对策，首先运用天时、地利、人和的传统理论，对全局战略形势作了精辟分析，并特别强调“人谋”的重要。所谓“人谋”，意谓政治、军事斗争中当事人的谋略，最高层级为战略谋划。他从董卓以来军阀竞起、列强纷争的“当代史”切入主题，举刘备曾经搅和其间、至“今”记忆犹新的曹操与袁绍逐鹿中原，“遂能克绍，以弱为强”作为论据，提出了“非唯天时，抑亦人谋”的中心论点。借用现代话语，“天时”涵纳了诸般客观条件，“人谋”则是战略谋划为主导的主观能动性建构。两者相比较，“人谋”更具决定性作用。当时的那个当“今”天下，曹操“已拥百万之众”，军事实力俨然处于霸主的地位，又“挟天子而令诸侯”，政治优势也独一无二，所以诸葛亮认为“此诚不可与争锋”。而“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天时、地利和人和也有独家优势，所以诸葛亮认为“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这无异于告诉刘备，既定的形势十分严峻，向北“争锋”或向东“图”地都是办不到和不可取的，唯一可能的有利选择仅存在于荆州、益州。

    他进而指出，“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地缘政治的要冲地位罕与伦比，历来都是“用武之地”。但“其主不能守”，人不和造成了地难尽其利，“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就看刘备是否“有意”夺到手里。益州的地利也很明显，军事上是“险塞”，经济条件上更有“沃野千里”，汉“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但其主“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内外上下的人际现状都有利于刘备攫为己有，也看其是否“有意”。条分缕析，明白无误，不利方面和有利方面对照鲜明，天下大势恍若摆到了刘备目前。

    分析全局性战略形势只是“人谋”的前提和基础，更重要的，刘备更渴求弄醒豁的，在于如何适应形势，规划出一套图谋进取的可行性方案。因而接下来，诸葛亮就整体推出了他的对策，是为“隆中对策”。他建议刘备充分利用自己“帝室之胄”的正统身份，抢夺政治优势话语权，以期“信义著于四海”。以之为依凭，第一步在政治上“总揽英雄，思贤若渴”，军事上壮大自己的实力，不失时机地夺取荆州、益州，建立根据地。第二步，一旦“跨有荆、益”，就要千方百计地“保其岩阻”，用好地利，同时在外交上“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政上“修政理”，力求本固基牢。第三步，才是捕捉形势变化的有利时机，待到“天下有变”，从荆州、益州兵出两路挥师北伐。如果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