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显，袍哥崇拜关羽，高举的旗帜正写着“义”字。袍哥的“义”自然包含了忠义、仁义、节义，但精要在于侠义，亦即所谓“江湖义气”。这“江湖义气”，历来远不只是袍哥讲，而是天地会之类的帮会一概都讲。从清初到民末的两百多年间，帮会组织比宗教、皇权更具社会渗透性，因而“江湖义气”也更具民间亲和力，江湖“关圣人”并不完全等同庙堂“关圣人”。

    生前“万人敌”的关羽，演变为身后“武圣人”的关羽，脉络大体上理清楚了。显而易见，由族群、宗教、皇权合力打造出来的“武圣人”关羽，尽管闪现着三国历史上的那一个具体的“万人敌”关羽的影子，但二者之间决非一而二、二而一的原型与再现关系。同样是后来打造，庙堂版的“武圣人”关羽，也与江湖版的“武圣人”关羽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因为帮会对庙堂从来就是有即有离，相同的话语用辞涵义并不完全一致。族群也好，宗教也好，皇权也好，历朝历代的统治阶层那样热衷于打造“武圣人”关羽，把他神圣化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甚至举世无匹的状态，排除其间固有的特殊利益成分，应该说，时至于今乃至于百代以后，诸如精忠报国、取义成仁、勇武刚毅、诚信劲节之类的道德行为激励，仍不失为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在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的基准线上，江湖与庙堂都可以保持心气相通。

    然而，历代封建统治阶层多曾因袭传沿的那种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灌输臣民的是一套，放纵自身的是另一套的虚伪根性和丑恶作派，又常使“义”字旗号蒙尘或污损。一个殷鉴未远的史例，距今不过百把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往西安避难，途经山西时，晋商“日德昌”商号承担起了全部费用，还送给他们不菲的旅资，事后慈禧赐匾“急公好义”嘉奖。但随之而来，清政府和地方官加重了对晋商的“公义”摊派、侵吞和私相勒索、占取，致使一部分晋商相继倒闭，其中包括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民营银行“日升昌”商号。恶风流弊，非止一端。江湖版同样带着不少先天缺陷，迄今犹存的哥们义气就与侠肝义胆、见义勇为并不同一，拉帮结伙、恃强凌弱、掌红吃黑、逼良助恶更与帝王将相者流的类似行径出自一辙，充其量小巫见了大巫。对所有负面存在，关羽都不能担负责任，只能由崇拜“武圣人”的人善加鉴别。

    有媒体宣称，“武圣人”崇拜传衍到当今，业已波及160个国家和地区，国内关帝庙业已发展到数以万计。其中档次最高、规模最大者，在关羽的祖籍山西运城解州，被誉为“关庙之祖”，“武庙之冠”，每年九月间都要举办“关公文化节”，按照民间方式举行隆重祭祀。当地还打算，效法山东曲阜给“文圣人”孔子制作标准像，也给“武圣人”关羽制作标准像。我无法核实报道内容是否确切，也无心对于相关举措略陈刍见，我竭诚尊重信仰的自由。但就我所知，如今遍及城乡的关庙香火繁盛，不少人甚至把关羽塑像请进了商厦、酒楼、吧厅和私宅供奉起来，祈祷的主旨却大都是神佑招财进宝、走运升官，而不是什么忠义仁勇。我还从历史事实得出一个印象，即便在把关羽神圣化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大清王朝，“武圣人”也没有满足庙堂和江湖基本的愿望。因而我认为，把关羽请下“圣坛”，让他恢复三国时期那个“万人敌”关羽的真实形象，更有利于今人和后人学他什么，不学他什么。顺便提一句，孔子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