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得他已成为刘备间谍，依计而行之，结果造成引狼入室。第二年，刘备以曹操征吴，曹将乐进进犯荆州为借口，向刘璋索要“万兵及资实”，扬言欲“东行”。张松以为刘备真要回荆州，赶紧去信说：“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释此去乎？”生怕刘备不取益州。张肃知道了，惧怕祸患株连自身，即向刘璋告发了。于是刘璋收斩张松，与刘备翻脸，刘备获得了取蜀由头。张松的背叛行径，固然谈不上卖“国”，但至少是出卖本集团的主权，以换取自己飞黄腾达的最大效益，政治品质十分恶劣。

    无行文人如果掌握了军政大权，那就更加不得了，了不得，钟会即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他是曹操集团太傅钟繇的老幺儿，从小就敏慧夙成，及壮更博览群书，精练名理，才华出众，声誉鹊起。从正始年间（240—249）步入仕途，历任秘书郎、尚书、中书侍郎等一系列清要之职，高贵乡公曹髦即位当年（254）受爵为关内侯。曹髦被诛后，他在政治上认清门庭，积极投靠司马氏，受到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的青睐。从正元二年（255）随司马师征讨反司马氏的母丘俭、文钦，“典知密事”，出谋有功，到甘露二年（257）向司马昭献策，镇压反司马氏而造反的诸葛诞，他所受“亲待日隆”，被司马昭目为自己的“子房（张良）”，进封陈侯，官任太仆。但他宁放着九卿之位的太仆不当，也要以中郎身份，留在司马昭的大将军府管记室事，犹如今之机要秘书。这其间，他不遗余力地帮助司马氏打击反对派，由于他的点水或使坏，当世著名文人嵇康和吕安都被当作“思想犯”，肉体被消灭。

    景元四年（263）司马昭部署三路伐蜀，钟会作为亲信，以镇西将军头衔都督关中诸军事（相当于今之总指挥），率十万余人充当主力，而邓艾、诸葛绪则各率三万人作偏师配合。进军途中，他向司马昭密告诸葛绪畏缩不前，导致诸葛绪被撤职治罪，其部三万人悉归自己麾下。邓艾灭蜀建立首功，他又与监军卫瓘、将军胡烈等人串通一气，诬告邓艾欲反，造成邓艾父子被逮捕，囚车押送回京，路上被杀。而钟会本人却是“自谓功名盖世，不可复为人下，加猛将锐卒皆在己手”，很快与蜀汉降将姜维联手，图谋拥兵造反，割据一方。只可怜造反不成，被杀死于乱军中，时年40岁。在钟会身上，集中反映出了如他一类文人的人品邪恶，诡计多端，助纣为虐，残人以逞，一旦军政大权在握，就演变成阴谋家、野心家的人性裂变。谬种流传，绵延未绝，“文革”殷鉴不远，康生、张春桥等辈都有钟会的心传，善良的人们能不警惕吗？

    纵无“反骨”，亦有死罪三国时期，与人才迭出、竞显器能形成强烈反差，一些优秀人才却横被罪名，惨遭杀害。魏延之死是出了名的，田丰、崔琰、毛玠、孔融、刘封、邓艾之死同样地令人扼腕。其致祸根由，除了权势者个人因素而外，主要还在于封建专制集权体制当中，“用人如器”的观念深层，隐藏着一条因袭不变的“铁血法则”。

    写魏延，第五十三回甫一出场，就被诸葛亮指认“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喝令斩之。幸得刘备阻止，魏延才保住性命，但仍受到诸葛亮的严厉警告：“汝可尽忠报主，勿生异心；若生异心，我好歹取汝首级！”到了第一百零五回，“武侯预伏锦囊计”，果然让杨仪、姜维、马岱依计行事，斩杀了“日后反西川”的魏延。这个故事传播之广，影响之深，传沿之久，其他故事罕能匹敌。

    数百年以来，多少人也被认为长着“反骨”，经权势者定为“叛逆”，加以贬谪、放逐、幽囚、杀害，至亲好友跟着遭难。多少人亦曾考镜史实，辩证原委，力图为魏延辨诬，洗清罪名，平反冤屈。到时下为止，虽盖棺犹无定论，见仁见智状态仍会延续下去。

    细读《三国志》，所谓“反骨”云尔，于魏延、于诸葛亮均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