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之诲；如非其人，不宜启篡逆之塗。是以古之顾命，必贻话言；诡伪之辞，非托孤之谓！幸值刘禅暗弱，无猜险之性，诸葛威略，足以检卫异端，故使异同之心无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衅。谓之为权，不亦惑哉？

    孙盛的评语，首先指出了刘备那些话分明在试探，既违道义，亦非信顺，因而“乱孰甚焉”。其次揭穿了刘备那样做决不能表明“委付之诚”，对真正信托的“忠贤”根本不该有“若斯之诲”，对并非“忠贤”之徒说那种话适足以“启篡逆之塗（途）”，因而实属“诡伪之辞，非托孤之谓”。再其次“幸值”云云，从正反两面剖析后果，指斥刘备如此这般运用权谋，“不亦惑哉”。这些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的精当评语，裴松之显然引为同调，所以只引孙评作注。可叹千百年以降，治三国史、说三国事的人多矣，对这条裴注竟然视若未见，总把刘备当作仁德信义的标本，把诸葛亮当作忠贞节义的楷模，把托孤故事向着理想愿景演绎，以至将那片疑云幻化成了一片彩云。

    孙盛的评语有事理依据吗？有。早在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践行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道，陆续铲除八个异姓王之后，即已刑白马盟誓，约定“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刘邦死后，吕后篡权，虽然封了吕姓王，对于这条约定仍不免心存忌惮，以之告诫吕产、吕禄。待吕后一死，周勃、灌婴等联手诛灭诸吕，废除诸吕所立的少帝，都以这条约定为旗帜而正名分，明确宣称“非刘氏，不当立”。

    （《史记·吕后本纪》）汉武帝刘彻死后，身为外戚、官居大将军、大司马的霍光，与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田千秋同领遗诏，辅佐八岁的太子刘弗陵继位，是为昭帝。霍光统揽朝政大权，既没有封王，更没有代之。昭帝在位十三年，于元平元年（前74）早逝，没有子嗣，霍光就奏请皇太后同意，奉迎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进京，拟拥立为帝。但刘贺在主持刘弗陵丧事期间，暴露出了种种劣迹（远非刘禅那种“不才”），霍光又自承考察不细之责，奏请皇太后同意，由皇太后亲自出面在未央宫承明殿废掉了昌邑王。其后霍光与其他大臣郑重合议，选择流落民间的武帝曾孙、时年十八岁的刘询继位，是为宣帝。霍光领受武帝托孤之重任，辅昭立宣，确保了刘氏皇权，促成了“昭宣中兴”，成为西汉麒麟阁名臣之首。（《汉书·霍光传》）

    西汉末年，王莽专权，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受封安汉公犹自数四“固让”，博得了“谦恭”令誉；到孺子婴居摄元年（公元6年），他就撕去伪装，成为“摄皇帝”，安众侯刘崇立即认定他“必危刘氏，天下非之”，引众以攻之。刘崇虽因之而招致了“谋逆”之罪，但其反王莽之举说明，白马盟约“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深入人心。（《资治通鉴·汉纪二十八》）延及东汉近两百年间，托孤遗命亦不鲜见，擅权的外戚无人敢于异姓称王；直到献帝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进爵为魏王，才又一次破坏了这一条明规则。即便如此，建安二十五年（220）魏代汉兴，还上演了刘协三次奉玺禅让，曹丕三次上书辞让的政治谐戏，足见刘备确实毫无“托孤”之“诚”。所谓“辅之”、“自取”，貌似有两种选择，实只有一种选择。倘若诸葛亮稍一思维短路，就会落到“天下共击之”的篡逆境地，与王莽、曹操无异。清代康熙年间担任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相当于现今的监察部副部长）的巫山人傅作楫，写过一首七言律诗《永安宫》，三、四两句“嗣子不才君可取，老臣如此罪当诛”，就深得个中三昧。后来人傅作楫尚且一语中的，当事人诸葛亮能不一眼看穿？

    刘备的话何等阴刻，何等险恶！他听得毛骨悚然，如临深渊，只好选择当场“涕泣”，“汗流遍体，手足失措，哭拜于地”，甚至于“叩头流血”，发誓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