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当于后来历代的监军加今之中央特派员，让他以“御史中丞”身份代表曹丕，行使监督领军将帅的重要权力。司马懿及时抓住邀宠效忠良机，凭新任要职联络一批朝廷大臣上表劝进，仅止过了17天，曹丕便接受汉朝末代皇帝刘协的“禅让”请求，实现父亲曹操的遗志，成为魏国开国皇帝。这样的翼戴之功，使他进一步博得曹丕信任，跻身成为当朝心腹重臣之一。黄初五年（224）曹丕出征东吴，即任用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留守许昌，代其统摄后方的行政和军事事务。到外地出巡，也让司马懿留守坐镇，俨然依为股肱。黄初七年（226）五月，时年40岁的魏文帝曹丕“疾笃，召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并受遗诏辅嗣主”。这四个临终顾命的辅政大臣，两人为曹氏宗亲，两人为当初魏太子的“四友”成员，都有最高军职大将军头衔，共同组成了曹丕身后的最高权力核心。时年48岁的司马懿效忠曹家父子18年，由相当于今县处级官员的相府文学掾起步，登上了相当于今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官场巅峰，都仰赖曹家父子，特别是曹丕的眷顾栽培。曹丕无论如何料不到，这四个辅政大臣，唯有司马懿会对曹氏的皇权基业由辅到削。

    实事求是地说，司马懿决然不是一个天生的背叛者和野心家，他在接受顾命重任以后，为保曹魏天下，还是尽心竭力的。与此前相比，正是以辅政作为起点，他的建功立业进入辉煌时期。黄初七年（226）七月曹叡即位，是为魏明帝，司马懿以抚军大将军职务统领禁军，八月即受命率兵去襄阳解围。当时吴将诸葛恪领军围攻襄阳，司马懿大军到达，业已退走。曹叡改任他为骠骑大将军，坐镇宛城（荆州治所，在今湖北荆门县南），都督荆、豫二州军事，主持魏国南部战区的对吴作战。这是司马懿平生第一次出任战区最高指挥官，在宛城四年，虽然魏、吴两方只在淮南地区打过一仗，襄樊一线再没有大的军事冲突，但对他个人而言，不啻是从为政股肱到卫国干城的一次政治角色转换。有了统兵作战的历练和资本，对他后来呼风唤雨的腾挪施为，构成一个极为重要的有利条件。简单一点说，这是他人生的又一关键转折点，从此他手里握有“枪杆子”，在那个乱世中，“枪”可以指挥“政”。没有这里的“枪”作底垫，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司马父子权倾朝野，直到司马炎以晋代魏。

    坐镇宛城期间，司马懿终于一显“非常之器”，那就是智平孟达。孟达原是蜀汉的房陵（治在今湖北房山县）守将，黄初元年（220）献城降魏，魏文帝曹丕特意合并房陵、上庸、新城三郡为新城郡，任其为太守，率领旧部驻上庸（今湖北竹山县），形成蜀汉肘腋间的一颗钉子。孟达“既为文帝所宠，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在新城倒也活得自在。但桓阶、夏侯尚相继先亡，曹丕又死了，朝中失去了依怙，这位降将就“心不自安”起来。诸葛亮得知这一消息，就多次写信策反，孟达也回信表态愿响应。与孟达一起降魏的申仪素与孟达有隙，秘密上表告发其“与蜀潜通”，曹叡还不相信。

    司马懿派参军梁几去调查，劝孟达入朝，孟达惊惧不已，遂于太和元年（227）冬起兵叛魏，打算配合蜀军攻洛阳。诸葛亮去信提醒，要孟达提防司马懿从宛城来攻。孟达却按常理分析，宛城距洛阳800里，距上庸1200里，司马懿要上奏朝廷请准后才能出兵，往返加起来起码也要一个月才能兵抵新城，届时他已打到洛阳了，没有预作防备。殊不知司马懿审时度势，特事特办，不上奏朝廷就于次年（228）春果断出兵，并且倍道兼程，日行军150里，八天就包围上庸，直搞得孟达措手不及。围城强攻16天，孟达部将李辅、外甥邓贤等开门投降，孟达被擒授首。司马懿带着上万俘虏凯旋宛城，又趁申仪来祝捷，将其抓捕起来送往京城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