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了军粮供给，或征或抢，无施不可。三国后期诸葛恪驻守丹杨，就对山越人围而不打，“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

    山越人对于孙吴政权如此对待他们，自然是反抗不断，历年暴动波及江东诸郡，多达60余县。这也给孙吴政权造成压力，形成牵制，使其不得不长期两面作战，既要面对曹魏的进攻，又要面对山越的反抗。特别是与刘备集团争夺荆州，孙、刘联盟一度解体时期，这种压力和牵制作用更大。如陈寿评语所说，“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好几年间不得不改抗曹为媚曹，向其称臣纳贡。夷陵之战后，孙、刘重新修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时，吴使张温对诸葛亮打开窗户说亮话：“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构于（曹）丕”。足见讨平山越，对孙吴政权安定内部，确实处于头等大事的重要地位，这比补充兵员、掠取军粮更加关系命脉。这样的内政需求表明，民族矛盾并非单一的汉族压迫、镇服少数民族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稳定，不安内势必难以倾力攘外。

    非唯此也，外部的头号敌人曹魏集团渗透策反，亦构成了不容忽视的颠覆危险。早在建安二年（197）曹操表封孙策讨逆将军、吴侯、领会稽太守，令其渡江北上进攻袁术的同时，就曾表封时任吴郡太守陈瑀为安东将军，令其趁孙策渡江偷袭会稽。当时陈瑀派遣都尉万演等携带官印30余纽，四处游说，挑起了山越豪首如丹杨的祖郎、焦几，乌程的严白虎等聚众造反，颇给孙策制造出一些麻烦。孙权继兄主政后，曹操又给山越豪首如鄱阳的尤突，丹杨的费栈等人送去印绶，继续麻烦不断。内部动荡加外部颠覆两重威胁交相作用，加大了孙吴政权镇压山越人的必要性和剧烈度，因而不宜只归为民族压迫。事实上，直到黄龙元年（229）孙权称帝以后，山越人方才基本顺服，从而使吴国社会相对稳定，更有实力与曹魏政权对抗。

    魏、蜀、吴三国所施行的民族政策不尽相同，甚至差异明显，但都是从各自的国情实际出发，并且行之有效。相比较而言，蜀汉的和、抚为主比较温和，即时性地稳定大后方效果亦颇可观。不过，对“西南夷”的固有社会组织结构和风俗习惯基本上不触动，从历时性看，却阻滞和延缓了民族融合进程，远不及魏、吴对此促进作用大。这种状态延续了一千多年，直到明、清时期在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政策，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才完全地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历史后话可资验证。孙吴的强硬政策当时最为彻底，尽管较之蜀汉，霸权性的压服和掠取过于血腥，却在客观上加快了山越人与汉族人在生产方式、生活习惯、语言文字方面的沟通、交汇和同化。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社会发展能提速升级，不能说与此无关。曹魏的剿、抚两手交相并用，手法最灵活，内容也最丰实，剿和抚各兼有吴与蜀民族政策的长短、得失和功过。其间特别突出的地方，在于持续性地、大批量地强制迁徙北方各族与汉人杂处，既在当时有利于安定魏国边境，增强魏国国力，又长远性地推进了以游牧文化为主的北方民族，同以农耕文化为主的中原汉族继秦、汉之后进一步融合。可以说，尔后不久出现“五胡十六国”局面，无论从正面看，从负面看，都是由此播种、生根、发芽、开花。

    这其间，决不能回避战争，主要是三国汉族统治者所发动的具有征服性和掠夺性的战争。战争天生具备两面性：一方面，它是恶的极端的形式，在介入的当下时空对于人的生命、财产和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成果造成破坏和毁灭；另一方面，又是善的潜在的助手，它可以充当文明进步的暴力催生婆，在短时期内做出人们在和平常态下长时期才可能做到或难以做到的若干事情，从而促成历史的演进。在大中华民族家庭和大中华民族国家逐渐生成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是一个族群内部，还是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