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吹“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这就不但有利于他在政治上、军事上广揽人才，而且有助于信其言者、望其风者冲破儒术的道德樊篱，在文学创作中趋向思想解放、题材解放和形式解放。曹丕的《典论·论文》进一步专谈文学，宣扬“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以自由行文而博取“声名”，经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或准国家领导人如此倡导，自然成为了文学之士的价值取向。于是乎，如曹丕《典论·论文》所描述的那样，“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如曹植《与杨德祖书》所描述的那样，“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蔚然形成了自由创作、自由竞争的文场风气。一贯“任性而行，不自彫励”的曹植，政治上由争宠到受压，心志才情便更多地转移到了文学上，卓然领异于建安文场。

    在曹氏父子翼下，聚集了被合称为“建安七子”的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以及繁钦、应璩、吴质、杜挚、缪袭、邯郸惇、左延年等一班著名作家，堪称盛极一时。他们无不“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见《文心雕龙·明诗篇》），打造成为“建安风骨”。到曹髦、曹芳当政时期，乃至于魏末晋初，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自由表现形式不同，实质相似，引领着魏晋文学进入了自觉时代。

    曹操既是政治、军事领袖，又是文场魁首。他的传世诗尽管只有20余首，但远祧、《楚辞》，近承汉乐府民歌，直击动荡混乱的社会现实，抒发一统天下的理想抱负，的确做到了诗如其人，我笔写我心。尤其是五言诗，对把这种诗体从乐府民歌推向文人诗式，作出了突出贡献。《嵩里行》和《薤露》都“用乐府题，写汉末时事”，“以所丧亡之哀，足当挽歌也”（见方东树《昭昧詹言》）。

    《苦寒行》和《却东西门行》都写军旅生涯体验和感受，用比兴，用倒唱、顺唱对衬，客观伤时和主观伤怀悉皆痛切彻骨，真实感人，而且具有相当浓厚的汉乐府情味。四言诗当时业已式微，曹操旧瓶装新酒，借以抒怀言志，也为一时之冠。如《短歌行》为争取荀彧而作，活用“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二句和“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四句，倾吐“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衷情，诚朴的语词、吞吐的笔致寓入了丰沛的情愫、雄健的气势。《步出夏门行》第一首《观沧海》和第四首《龟虽寿》，前者描写其“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所见所感，后者畅述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所思所愿，既有“霸气”又有“菩萨气”（谭元春语，见《古诗归》），可谓四言绝响。陈祚明认为“曹孟德诗如摩云之鵰，振翮捷起，排焱烟，指霄汉，其回翔扶摇，意取直上，不肯乍下，复高作起落之势”（《采薇堂古诗选》），或许有过誉之嫌。不过无论怎么说，曹操以其积极趋时进取的自由心态从事诗歌创作，的确开了建安诗风。

    曹丕一生只活了40岁，但他“好文学，以著述为务”，在皇帝作家中堪称前无古人，后少来者。他的诗，气宇比乃翁曹操逊色，艺术成就却在其上。撇开他和曹植都凭着天潢贵胄身份，写过一些“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见《文心雕龙·明诗篇》）的酬唱诗不说，他的诗题旨归也有不少关涉出师盛况、统一大业、妇女不幸、游子心切的，写什么悉从己意。在怎么写和写得怎么样上，曹丕的过人之处在于，语言精雅，情调谐婉。沈德潜指出，“子桓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

    （见《古诗源》）他承继了那种情调，而又赋予文士雅化的精醇娟丽，开了后世唯美诗风、婉约诗派的先河。他的七言诗《燕歌行》二首，在汉诗诗体发展史上，尤为七言体诗的发轫佳作，精美浏亮，凄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