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嵇康就应当视为碰撞性的硬的抗争。他比阮籍更崇尚老庄，同时又更富于正义感和反抗性。他的诗不及当时好多诗人，然而，他的文确如其人一样，峻切高迈，卓尔不群。他在《释私论》中宣扬，公与私之别就是真与伪之别，只有越名教而任自然，行不违忤大道，才能称为君子。在《难自然好学论》中又说，以好学而求利禄，只是统治者利诱的结果，并不合乎人性之自然。他的朋友山涛（字巨源）未能坚持归隐自然，40岁以后出仕作官，任尚书吏部郎时还想请嵇康出山，代替其先前所任职务，他就写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在这封绝交信里，明确宣示自己“志气所托，不可夺也”，对于出仕作官“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其中的“甚不可者二”，一是他要坚持“非汤武而薄周孔”，二是他要固守“刚肠疾恶，轻肆直言”，这两样都为“世教所不容”，“遇事便发”。这以前，他还当面奚落过司马昭的心腹———权势文人钟会，早就得罪当局。有了这封公开宣言与当局决不合流的信，果然使得“大将军（司马昭）闻而怒焉”，不久便借故把他公开杀害了。据《晋书·嵇康传》记载：“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当局）弗许。”嵇康临刑不屈，顾视日影，索琴弹了一曲，然后慨叹“于今绝矣”就刑，时年四十岁，年当魏景元三年（262）。但绝，嵇康未绝，虽百代以下犹自有人望风追怀。

    较之于曹魏阵营，另两个阵营的文学就显得不景气，或许都与最高统治者的不爱好、不重视、不提倡，以及治理的严法峻急密切相关。如蜀汉，诸葛亮个人如其本传所说，“言教书奏多可观”，前、后《出师表》历来也被视作文学性散文而入史入选，可见并不乏文学才华。然而综观其一生，他并没有像曹操那样，在军政主业之余也搞点文学辅业。“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反过来就是上无所好，下必忌焉。在漫长的封建专制集权社会里，这条潜规则的正、反两个方面都成立，并且普遍存在。尽管《三国志》并未提到诸葛亮如何对待文学，但在他和他的指定接班人治下，蜀汉政权是三国中唯一没有官修史书的施政实体，多少折射出了意识形态控制相当严；修史尚不准，个人自由度高的文学创作，自然难具备不可或缺的生态环境。再加上用法苛严，彭羕、来敏等都因言论不节获罪，那么，出现秦始皇独裁时期那种无文状态，也就势在必然，毫不足怪了。非无人也，是不能也，主体、客体相依相成，文学的自由发展毕竟需要起码的自由空间。以孙吴为例，与正始文学相对应的时期没有出现传闻后世的作家、作品，并非由于吴下无人，而是因为从孙权到孙皓，为政者们没有提供那样的自由空间。陆逊之孙、陆抗之子陆机和陆云，吴灭前已经投身社会，继父领兵，在文学上却没有能一骋骥足。吴亡后九年，晋太康十年（289）兄弟二人联袂北上进入洛阳，文才立即倾动京师，引出“二陆入洛，三张（张华、张载、张协）减价”之说。陆机还与潘岳并称“潘陆”，俨然一时之秀，成就和影响仅次于左思。前后对比，反差强烈，该给人多少深长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