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加可喜的是，这种官员的规模每时每刻都在迅猛地增长。

    在京官员，伟大的仁宗朝时不满两千人，北宋末期赵佶时代最多时不超过两千七百人，而这时临安城里有近四千人。

    这还只是在职的。各种候补官员保持在八千人左右，时刻准备着加入公务员队伍。

    地方官员的数量无法统计，只是浙东路七个州的不完全统计，在册官员就达到了临安城的总和。可以想象，整个长江以南，会是怎样的官员泛滥景象。

    在这些基数上，官员的数量还在失控地增加着。每三年一次的科考人数比北宋时更多，最多时达五百人。这之外荫补、任子等恩典更是每个官吏乘以五，即有五个子孙后代可以得到名额。这还只是少的。官员们本着无私的爱国精神，还可以随时向朝廷推荐不计数量的“白身人”，即没功名没资料没出身的平民百姓。

    这些人的工资是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数字。

    俸禄，北宋初全年不过一百五十万缗（成串的铜钱，每串一千文），平均每月不到十三万缗；神宗时每月增至三十六万缗；赵构的绍兴时代增至每月八十万缗，轮到赵昚时，达到每月一百二十万缗。

    地盘缩水了，土地变小了，官员反而增加了，工资变得膨胀了！而这还只是基本工资，不包括各种各样超级丰厚的封赏。

    至于军队，就变得更加离谱。篇幅所限，不多赘述，只提一点，号称兵强马壮的四川宣抚司统兵七万余人，各级将官达到一万七千七百人，平均每个军官领的兵不到四个！

    而军费的支出则是另一番景象，淮西诸军费用一千一百万缗，湖广诸军九百六十余万缗，淮东诸军七百余万缗，四川最多，每年支出达三四千万缗。总计大约五千七百六十万至六千七百六十万缗。

    终赵昚一朝，国库岁入最多的一年是六千五百三十万缗。

    凡此种种，都是亡国之象。在北宋，只有在英宗时代才出现过这种现象，逼着神宗大刀阔斧地去砍，最后才重新振作起来。这时南宋才历经二世，就糜烂到这地步，试问赵昚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

    他做得很认真。

    吏治方面，限源裁人一起抓，短时间内官员队伍就缩水了。财政方面就没这么简单了，他每走一步都会撞上重重大山。

    比如他爹赵构。

    国家财政如此紧张，赵构带头捣乱。某天赵昚正查账本，发现有人私自造酒。酒，是国家重要的收入来源，属特供特销物资，别说是私造，就连私卖都是犯罪。可是赵构偏就在他的德寿宫内开了酒作坊，每天公然抬进搬出，把大批量的酒输入市场。

    御史台专门就此事上报，赵昚觉得头疼，要处理吗？不处理吗？真不处理吗？正在纠结，他爹先爆炸了。赵构大怒，派人来质问儿子：“这事是真的，你想怎么样？”

    赵昚孝顺神经发作，酒的事忽略，御史台有关人员开除。他觉得这样才能彰显他无可挑剔的孝道，要知道这万里江山都是爹赐给他的，一点点的酒税又算得了什么？

    忘恩负义白眼狼，永远别想和他贴边。

    可是下边的人不干，宰相带头反对，撤职诏书被扣发，不予执行。赵昚急火攻心，这不是陷他于不孝吗？他找来宰相严词责问。宰相说：“德寿宫里的办事人都是些阉人，懂得什么国事大体？为了他们就撤言官，以后谁还会为国操心？”

    说得好，正中赵昚要害。皇帝陛下立即心情大好，收回成命，御史不必下岗了。私酒的事也不了了之，他决心再不追究。

    他想不了了之，赵构还不干呢。几天之后，德寿宫召见，请儿子喝酒。酒上来后，赵昚发现瓶子上有个小牌子，上面写着——德寿宫造。

    请皇帝喝私酒，百官、皇子都跟着，看你喝不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