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欧洲各国都对这场战争严守中立，如果被大北公司或大东公司控制了旱线，中国政府可能就会因这些电报线的“中立”而贻误战机。

    大北公司眼看煮熟的鸭子飞走了，恼羞成怒，唯一能作的只有取消自1871年就实行的中国政府公务电报免费的福利，该收多少钱就收多少钱，聊作报复。恒宁生临回国前，给盛宣怀发了份正式公函，称“自十月初三日为始，所有中国头等官宝报由大北电线寄发者，须照章付足电资，方为发报”，羞愤之情，溢于言表。

    可惜庚子国变的时候，盛宣怀向英商大东公司、丹麦大北公司商借21万英镑，敷设由大沽至上海海底电线。两家公司借机抬价，“中国官商交困，复绌於力，于是以购价作为息借，分三十年偿还”。算是报了一箭之仇，不过这就是后话了。

    大北公司被盛宣怀玩退了，中国电报局乘胜追击，其余诸线传檄而定。盛宣怀杀得性起，甚至一路追杀到香港，不知用什么办法说服港督弃置港英当局架设的新安线，以中国线路代替，并在九龙设了中国电报局的分号。

    有了上海大捷的经验，其它边境重镇也纷纷如法炮制。如镇南关、东兴、蒙自、思茅与法国旱线相接，腾越边界红蚌河与英国旱线相接，珲春、黑河屯、恰克图、伊犁与俄国旱线相接，这些边境在商定与外国的电报线转接条款时，签的都既详细又慎重，基本上没吃什么亏。盛甚至还顺便帮当时的大清附属国朝鲜造了两千多里的电报线。至此列强所铺设的电报线都只能接到海岸，然后再接上中国方面的旱线头，无有敢造次者。

    这起中国与大北公司的争端甚至惊动了万国电报协会。该协会觉得这种事不利于国际电报业的长治久安，打算把中国也吸收进去作会员国。盛宣怀却不干，他的理由非常简单：“人家都是玩了几十年的老油条，咱们现在经验不足，贸然掺和进去，就得按照人家的游戏规则走，到时候自己吃亏。”（盛原文：“现在中国创办未久，虽规模初具，然未便遽行入约，一切电报交涉事件，须按万国通例办理。恐未得其利益，先被其掣肘。只有坚守自主之权，不为侵占，将来再行斟酌。”）

    于是中国电报局礼貌而坚决地回绝了邀请。盛宣怀的这份英明，就算搁到现在也是很有参考意义的。

    因此这份战果，李鸿章在向清廷为其请奖的折片中，特意盛赞了盛宣怀主持中国电报局的业绩：“沿江沿海各省电线系派布政使衔直隶候补道盛宣怀总理其事，该道首赞成议，会商各省地方官次第筹办，事属创始，而规划精审，调度悉合机宜，用能妥速告成，远近无忧。复以经费有常，劝集华商巨款，将各省正线改归商办，俾公家久享其利，商人亦获什一之盈，实能裨益大局。各国觊觎已久，英丹电报公司且于九龙及上海至吴淞安设陆线，方谓非常之举，中国末必果行，遂群起相争，多方挠阻，该道奉饬设法抵制，相机操纵，一面集资赶设沿海陆线，使彼狡谋废然中止，保我自方之权，尤于国体商情所关匪细。今线路绵亘万数里，京外军谋要政瞬息可通，成效昭著，其功实末可泯。该员才具优长，心精力果，能任重大事件，足以干济时艰。”

    盛宣怀因此大得圣眷，成为晚清一代名臣。而另外一位居功阙伟的郑观应，也因为在谈判中表现出色，被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调往前往广东，总办湘军营务处事宜，以应付中法战争。彭玉麟与两广总督张之洞谋划偷袭西贡法军屯粮之地时，还派这位智勇双全的官员秘密潜入，在西贡、金边一带侦察敌情，暗中联络南洋反法势力。他回国以后，隐居数载，一部《盛世危言》横空出世，震惊中外。世人皆叹其眼光深远，却不知郑观应的这种见识，正是肇始于对电报的深入研究呢。

    就这样，外有列强的重重压迫，内有洋务诸名臣的极力推动，几经反复，发端于西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