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少红利了，票面价值100元的股票最多只能支付180元；而商人们拿出上一年的账簿，说现在光账面上的资产就有500多万元，平均下来，一股不能少于240元才对。争来争去，大腿还是比胳膊粗，最后的赎买价格，就敲定在180元。

    借着收归国有一事，袁世凯入主电报总局，盛宣怀退避三舍。不过毕竟电报总局是盛宣怀、郑观应、经元善等人一手打造，他们的势力已经浸透在电报总局中了。北洋、洋务、商人各派别互相勾心斗角，这个情况到了成立邮传部后，也没有多少好转。

    公元1906年11月6日（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清政府批准成立邮传部，主管有尚书（后期改称大臣、正首领）一人，侍郎（后期改称副大臣）分左右侍郎各一人。电报总局合入邮传部成为电政司，设郎中、员外郎、主事、小京官等职位，其中主管级的郎中和员外郎每年薪俸可以达到160两，比起其他部的官员来说是相当优厚的。

    舆论的控制管理，是邮传部电政司的一大职能。清末时人为了扩大舆论影响，往往采用电报与报纸相结合的方法，有什么大的新闻事件就发私密电报或者公开通电，然后报纸予以转载，这种方法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让信息传遍全国，在清末很是兴盛了一段时间。

    比如1882年1月14日，也就是大陆首条电报线路津沪线对公众开通的第2天，上海《申报》在天津的“访友”（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特约记者）就利用电报发回了一篇有关清廷查办渎职官员的报道报道，并在16日刊发，这就是写入中国新闻史的“由报社记者亲自排发的、最早的一条新闻专电”。深明电报作用的《申报》还连续5天在头版刊登广告，称本报将“不吝重资”，利用电报刊登最新的重要消息。自此以后，借助电报的传播速度，报业在国民舆论影响力方面所占的比重是越来越大了。

    大清的官员们对电报的正面价值，表现的很迟钝，恰好相反的是，他们对电报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却十分敏锐。沈葆桢曾经致函总理衙门说：“查外洋之轮船，捷于中国之邮递。一切公事已形制肘。若再任其设立铜线，则千里而遥，瞬息可通，更难保不于新闻纸中造作谣言，以骇视听。”这从一个侧面表达，中国官员已经隐约有了预感，通讯手段的革命，很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社会变革，进而导致旧体制的崩溃。

    由于“各省绅商各界，往往因细微事故，动辄电致政府”，而且电文中没有发电人姓名，极易被有心人用来进行一些秘密通信。被各种通电烦得够够的清朝政府也看到了电报在串联民意、撼动自己统治方面的威力，于是先后出台了一些政策，用来遏制这种情况的发生。

    1907年，邮传部下发了《限制收递电报章程》，正式对电报内容进行审查和控制。此章程要求今后所有电文，如果不加盖政府的官防钦印，就必须出具铺保才能发电，否则就要退还。而且特别规定如果电文中有“毁谤朝政、坏人名誉”的内容，审查要更加严格。甚至在国外的留学生要往国内发电报，也必须通过当地的使馆。就算外国人的电报中有“违背字样”，也要被毫不留情地咔嚓掉。

    通过这一章程，清朝政府正式赋予了邮传部信息检察机关的职能，言论审查制度更形严厉。根据邮传部的记载，1908年各地电局就焚毁“忤逆电报”多件，甚至说，如果发现发此电报的人形迹可疑，电局的工作人员还要“跟从稽查”，真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但是毕竟清朝国运已经衰败到了极点，钳制言论再也没有什么用处，革命运动仍然是风起云涌，并且最后断送了大清的江山。

    不过从上可以看出，邮传部从建部以来的一条重要指导思想，就是认为电报不单纯是一种商业投资，而是同时担负着重要的政治作用。“电线之设，为利交通，不计赢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