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时候被北洋军打得头破血流，密码本落到袁世凯手里，袁世凯立刻查到了他和国会内国民党议员企图武力反袁的密电，以此为借口解散了第一届国会。可见这种电报加密的方式在清末民国确实相当流行。

    交换密码本还被视作一种推心置腹的信任。比如袁世凯为了刺杀宋教仁，授意赵秉钧拉拢了一个大字辈青帮成员应桂馨，赵秉钧还在北京亲自接见他，除了给了5万大洋，还交给他一本国务院用的密码本，应桂馨从此死心塌地——不过成也密码，败也密码。宋教仁遇刺以后，巡捕房正是通过这本电报密码本才证实了应与袁世凯之间的关系。应桂馨在3月2日用这个密码发给赵秉钧一份电报，这份电报后来以“应密冬电”成了刺宋案关键性的证据之一。

    张学良在“东北易帜”的谈判期间，也曾派钱芥尘去南京跟蒋介石交换过密码本，既是为了联络方便，也是示以诚意。

    可见电报用的密码本，属于极为关键的机要文件，一般要人无不是亲自携带，唯恐言传六耳，事泄不密，必要时甚至亲力亲为，译电都不让他人沾手，慎重之极。即便是贵为一国总统的袁世凯，也曾经亲自译过电报，以保机密，这也算是一段民国轶事。

    这事要从张振武说起。张振武是武昌首义元勋，他在起义之时，反对把时任都督的黎元洪推出来当领袖，两人怨恨从那时就已经积累。民国之后，因为在沪购买军火、编练新军、楚望台军械所守兵哗变等一系列问题，张振武和黎元洪龃龉频生，两人在湖北政坛勾心斗角，积怨日深。到了1912年的时候，黎元洪和张振武已经是闹得不可开交，势同水火。黎元洪遂动了杀心，只是碍着张振武的声望太大，不敢有太明显的动作，便设下一个调虎离山之计。

    他请袁世凯邀张振武进京担任总统府顾问，使其远离湖北老巢。张振武不知是计，还以为是袁世凯格外赏识，欣然赴京。他抵达京城之后，袁世凯盛情款待，优待有加。张振武更是放心，还时常宴请宋教仁等同盟会的朋友，畅谈共和大计。孰不知他前脚离开武昌，黎元洪就立刻发了一封密电给袁世凯。

    这一封加了密码的电报在1912年8月13日深夜才送到袁世凯府邸。袁世凯一看是黎元洪发来的，而且用的是最高级的加密，便知道一定跟张振武有关。他情知此事干系重大，绝不允许有丝毫泄露，否则国会议员知道，又是好大一场风波。于是袁世凯决定不交给机要员去翻译，而是自己亲自动手。不巧的是，他的密码本锁在保险柜里，而保险柜的钥匙却找不到了。此时已经是深夜三点多，如果不能尽早译出，等到张振武有所觉察而逃出北京，别说黎元洪，就是袁世凯本人也要有大麻烦。

    情急之下，袁世凯一个电话把梁士诒从被窝里拽了出来。梁士诒是袁最信任的几个亲信之一，他手里有保险柜的备用钥匙。听到袁世凯的召唤，梁士诒不敢怠慢，连夜带着钥匙赶去袁府。袁世凯拿到钥匙，打开保险柜取出密码本，找了一间密室开始逐字逐句翻译，梁士诒则一直等在外面。

    黎元洪这份电报兹录全文如下：

    “张振武以小学教员赞同革命，起义以后充当军务司副长，虽为有功，乃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皇皇，振武暗煽将校团，乘机思逞。幸该团员深明大义，不为所惑。元洪念其前劳，屡予优容，终不悛改，因劝以调查边务，规划远漠，于是大总统有蒙古调查员之命。振武抵京后，复要求发巨款设专局，一言未遂，潜行归鄂，飞扬跋扈，可见一斑。近更盅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狼子野心，愈接愈厉。冒政党之名义以遂其影射之谋，借报馆之揄扬以掩其凶横之迹。排解之使困于道途，防御之士疲于夜，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赖将士忠诚，侦探敏捷，机关悉破，弭患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