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读书版要做一个“文人读书”的专版。我说，我读了一些书但乱七八糟不成系统，不过一些碎片，还是写写书房吧。每个文人要走过很多寒冷的路，书房才是一生的暖箱。

    我两岁的时候就启蒙了，在成都。外公李耳余那时头顶“现行反革命” “历史反革命” “特嫌”（指特务嫌疑人）三顶反动帽子被监控在家，除了接受批斗没事干，就教我念字，繁体字。

    我太小，有时念不出“狗” “猫” “牛”来，就以“汪”、“喵”和“哞”来代替，外公捻着稀稀拉拉的胡须很得意，说“这娃趣哇哇的”。我五岁时开始学背唐诗，和现在的背法不一样，外公讲究“吟”，那种怪声怪气让我很害怕，屡屡被打。九岁时开始读《三国》《水浒》及夏商周秦汉，我不理解，但记性很好，能把南北朝、五代十国的皇帝和大将们分得很清，也能把鎏金镗和方天画戟分得很清。

    给我启蒙的这段时间，外公用日语和英语翻译《毛主席选集》，翻译到高兴之处就用食指敲得桌子笃笃响。躲在墙脚的居委会大妈听到后就飞快跑去派出所报告，说李耳余越来越反动了，躲在家里用外国话骂毛主席，还笃笃地发密电码。我见过一次外公扫大街的样子，头上流着血，腿肿得发亮。但还乐观，说幸好老夫会武功，没被打出内伤。他是晚清留洋大潮的学生，与后来一个很着名的“郭”姓同学兼同乡交好，但人生诡异，两人四十年后因志不同道不合彻底交恶。我记得他总骂，读书人叛变，就是读书读到牛勾子（牛屁眼）去了。我一直想问这是什么典故，可惜他走了。

    大约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外公因中日邦交恶化愤然回国，受聘于北师大任教，后转到大西南。积极投入到抗日和反国民党的潮流中，和车耀先交好并营救了一些地下党人。晚年他说，我在国民党时期是左派，在共产党时期是右派，我左右两边都不是人啊。他最困难时，那个“郭”姓同学好心让他去北京，也好给他一些照应，他拒绝了，说不能与之为伍。现在想来，外公就是书读得太多，臭清高，自寻死路。他死的那几天正好是伟大领袖驾崩的时候，所以丧事不能大办。悄悄火化后，把骨灰撒都江堰宝瓶口了，洄水窝一漩，那把老骨头就不见了踪影。这也是他的遗愿。

    写这么多我的外公，因为他是我第一个老师，位于祠惠堂的那间简陋瓦房，是我第一间书房。我一直记得他说的：干某个职业的，凡刻意穿得像那个职业，就证明他干得很糟。后来的生活证明外公说得很对，比如现在你看整天留着长头发动辄萨特莫奈的人，一定是假装的文艺青年，没养成好的卫生习惯，把装逼当风格；还比如下雨天都戴着墨镜走路假装低头怕被认出来的，一定只是三流明星故作姿态引你注意；天天跟你头头是道分析股市的，其实被深沪套牢十年了......不一而足。

    小时候，成都到处都是可以读书的地方，九眼桥头的茶馆，锦江边上的评书场。不像现在，省图书馆不知修到哪儿去了，旧址外是卖伪劣服装的。博物馆久不见什么文物，倒是很多成都人把那里当成打麻将的好去处，阳光灿烂的时候就会听到排山倒海的“搓起搓起”。我记得外公常带我去东大街处一个书摊，两分钱可以看一本连环图， 《基度山恩仇记》《中锋在黎明前死去》都有，好多孩子埋头坐在条凳上看书，有的呆若木鸡，有的想入非非。现在那里全改成了高档娱乐场所，晚间有很多标致的八零、九零后孩子在那里打电玩或者嗑药，眼神迷离，嗑大了就在街边呕吐。

    外公死时我正在新疆，辗转知道他对我有一个要求，让我一定要回成都，这是一个可以好好读书的地方。

    他要活到现在，一定不会这么说的。

    外公没什么好结果，我的另一个老师也没什么好结果。小学四年级时我回到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