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使造反由“破坏型”转向了“建设型”。

    那么，这两个时期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大量参加造反运动呢？在其它时期，一贯标谤以“冶国平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转而就成了“把头埋在沙丘里的驼鸟”，对造反大业视而不见呢？

    先从秦末说起吧！秦末，也就是秦朝刚统一建国后的11年，在这11年中，所谓的知识分子，成份比较庞杂，战国时期的儒、法、墨、道、兵、纵横家都可称为知识分子，但这中间，除了法家在秦政府中有些地位外，其余的几家都统统作为被专政的对象，这些知识分子与战国时期“游走列国、出将入相、倍受尊崇”相比，社会地位一落千丈，时不时还应犯点小错误，把小命儿送上，“焚书坑儒”则揭开知识分子被“暴力打压”的序幕。

    元朝呢，知识分子（此时以“儒生”为绝大多数）更是进入了继秦朝后的第二个“寒冬”，来自草原的统治者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分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农七医八娼九儒十丐），知识分子不但丧失了前朝（即宋朝）“与君王共天下”高高在上的地位，反而被降为了连娼妓都不如的窘境，从此有了一个流芳千古的绰号——“臭老九”！

    这还罢了，元统治者连碗饭都不赏给知识分子吃，90多年的立国中就有80多年，把已好好执行了近500年的科举制度废止了，知识分子想“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梯子都被扔到一旁。在元末的后十多年里，元统治者也意识到了知识分子的力量，被迫举行了十六期科举，但前后只象征性地录取了1600多人，这对全国几十万的知识分子而言，分明是永无出头之日。

    还是那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知识分子也是人，而且是有强烈愿望用知识改变命运的人。所以，当秦末、元末农民造反的风暴掀起来时，知识分子就人数众多、争先恐后地入股农民起义，以推翻现存的，让知识分子倍感屈辱和痛苦的王朝，建立尊重其自身地位，实现其自身价值的新王朝。秦末，张良、萧何、陈平、韩信、范增、郦食其、陆贾；元末，李善长、刘基、宋廉、杨宪、章溢、叶琛等大知识分子纷纷“毛遂自荐”地跑到农民造反领袖的麾下效力，在他们的“名人效应”带动下，成千上万的小知识分子也纷纷加入农民造反队伍中来，并在其间起了三大作用：

    1、为农民造反及后来的建设运动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大到张良这种“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特殊的“万里之才”，小到大批大批管理一县一域的“百里之才”，这些大小人才在造反成功后顺利转轨为建设新国家的各级社会管理官员，使农民政权由短暂存在“武政府”转身变为长久发展“文政府”。

    2、以吸纳古今、博取众长的知识，在长年累月中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农民起义领袖的知识结构，使这些原本“文盲或半文盲”的领袖们知识含量大幅提升，视野大幅开阔。知识的增加必然会影响领袖们的思维、决策，从而也为农民起义提供理性的、正确的发展方向。元末老知识分子朱升曾向朱元璋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至于其它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3、为整个社会提供有利于新政权的舆论导向。“士为民之首”，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知识分子在引导舆论导向上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种优势如果为农民起义者所利用，将会使农民造反运动迅速深入人心、做大做强。

    这就是知识分子加盟造反运动后的作用，正因为这些作用，使刘邦、朱元璋有了“被成功”机遇。

    反观那些失败的农民造反运动，小的不说了，大的如张角、黄巢，及本文讨论的李自成及后来的洪秀全，都没有这样的知识分子被虐待、被迫加盟起义队伍的机遇。在这四位同志起义时，知识分子有了通过保举或科举能大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