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北伐的夭折。

    在徐州听到高司令死讯的史可法仰天长叹“中原之事不可为也！”而在此后，更大的考验还摆在他的面前。

    因为高司令一死，军中无主，部队乱成一团，这给附近驻军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他们联名上书南明中央政府，要求“整编”高司令残余兵马，为国效力。不愿接受“整编”的高司令部下，厉兵秣马、枕戈待旦，准备与来犯者拼个你死我活。

    史可法再一次当起了“老媒婆”的光荣角色。

    他奏请弘光帝后，会盟高部诸将，立高杰子为兴平王世子，外甥李本深为提督，部将李成栋为徐州总兵。

    这一作法，立刻引起想“趁火打劫”的黄得功等三总兵严重不满，联名帐告史可法偏袒高部，用心不良。

    但这一欠中央政府的实际决策者马士英同志这次却坚定地站在史可法一边，表示：“高杰属下将士众多，他们怎肯轻易被他人整编。”驳回了这三位大爷的状子。

    高司令的邢夫人怕自己的儿子年幼不能服众，加上史可法这老同志又没有儿子，就提出让儿子拜史可法为“义父”。

    没想到，这个“自作多情”的想法却让自幼饱受儒家理学教育的史可法坐立不安了。

    史可法与高司令关系好是真，但这并不表明他很欣赏高司令、亲近高司令，对于这个过去“重大政冶污点”、现在又经常保持“烧杀抢掠”工作作风的军人，他内心充溢着深深的厌恶。对这一切的包容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利用高司令及麾下这一帮“打手”去实现他收复河山，救国济世的政治理想。

    收了高司令这个“贼的儿子”，百姓听说了会怎样讲，同僚知道了会怎样看？对自己羽毛过度爱惜，洁身自好是大多数明清知识分子的通病，史可法大人也没有这样的“免疫力”。

    他没有至圣大儒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务实，也没有救时宰相张居正“权谋通变”的灵活，他就是史可法，不管是在治世还是乱世，他都是一个严格按自已价值标准立身处世的人。

    在这种价值标准的支配下，他不会收高司令儿子这样的人作“义子”，绝对不会。

    但邢夫人已经提出来了，直接拒绝显然是不合适的，情紧之下，他想出了一个自以为“两全其美”的方法。

    他把在军中督饷的高起潜大人请出来，让他为国为民，替自己收下这位烈士的后代作干儿子。

    虽然同姓高，官位也不低，但高起潜与史可法比起来，不但名声很臭，而且，他是个太监。

    史可法这个“李代桃僵”做法让高司令的儿子很是郁闷，让高司令的夫人很是失望，让高司令的部下很是寒心。

    当史可法的目光再次与他们相遇时，从他们的眼神里，流露出的，再不是亲切与尊重，只剩下了巯远与冷漠。

    还想继续北伐的史可法，发现自己离开了高司令这个“遥控器”，对这支军队的指挥已经完全失灵。

    这时，老马同志又来“帮忙添乱”，派自己的亲信卫胤文到高司令军中，欲夺下李本深的军权。而素有高司令有仇怨的黄得功则已经由“心动”变成了“行动”，派兵直接进攻高部的“老营”。

    高部急着要回后方保护家眷，纷纷回撤，无兵可用的史可法只得下令停止北伐，全军南返。

    沛县著名的文人阎尔梅正在史可法帐下任参谋，他给史大人提出建议：向东晋时的祖逖学习，招募河南山东的义军，自己成立一支“义师”，进行北伐。

    但怕拥有私人武装而遭到朝廷猜忌的史大人对此一口回绝了，此时的他，仿佛大病一场，变得失魂落魂、患得患失，只求回到扬州，退保江南。

    南明的北伐就这样在一片喧嚣中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