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尽忠，同样是殚精竭虑，但人和人的差距昨就怎么大呢？

    以下是我的一个小小分析，文字浅薄，仅供一览。

    其一、“一把手效应”，老马同志虽然位居弘光朝的“次辅”位置，名义上是弘光朝的“三把手”（一把手为弘光帝、二把手为史可法），但一把手弘光帝既无履职能力、又无行政经验，放在朝堂上仅仅是一个摆设、一个象征；二把手史可法被他挤到“领导核心圈”外的扬州城去督师，这样南明朝真正的一把手就成了他老马同志，这是当时南明人和大清人都知道的事。

    既然作为一个团队的一把手，那么，就不能只享受它给予的权利，也得履行它带来的义务，承担它带来的责任。如果这个团队出了大问题，最终被首要追责的，必然是“一把手”。

    其二、能力问题，既然老马同志勇于担当，因势利导、费尽心机地成为南明的实际“一把手”，就应该有与之相匹配的能力。尤其此时的南明，真是到了一个“危急存亡之秋”，清朝、大顺、大西三个政权都对南明的生存构成了实质的威胁，时代对这个“救时的一把手”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

    结合当时的形势，老马同志要成就一番大事业，必须具备两种“成功人士”的能力。一为“张良式”的能力，即能制定摒弃前嫌、拉住大顺、驱逐鞑虏、进取中原的大政方针；并能在实际操作中，以变应变，恰到好处地处理一些棘手舫冲突事件。

    这一点上，老马同志差强人意，他把军队的主力一直归缩到长江、淮河一线，对河南、山东的“进取”只是名义上的“收编”，看不清敌友转化的大势，一直顽固地棒着“借虏平寇”衣钵不放。在处理左兵趁清兵北来东下这些突发事件上，顾此失彼；后来清兵渡江，又轻易弃都而走。这与张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能力差距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另一种能力应为“萧何式”能力，即能在人事管理上调和文武干部、为复兴大明同心协力；经济管理平衡财政收支、舒缓社会矛盾、保障民生幸福。

    这一点上，老马更是稀松差劲，人事上，他出于自身目的，参与了南明的军队干部、党派人土、官僚队伍这三者的互相争斗，更让这三者之间矛盾不断，纷争不息；经济上他没有出台任何的“裕民”政策，把“加税加税再加税，卖官卖官还卖官”做为解决财政危机的旁门左道，使江南农业工商业再遭重创、官场更加黑暗腐败、民众对政府的坚持率一降再降。

    从以上可以看出，老马的确不是“救时的一把手”那块料，他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凤阳总督的任期内，那则的老马，意气风发、平灭刘超，保得江淮一带拔云见日、风平浪静，但其一旦忽登高位，官位大于能力，他就无法突破自身发展的瓶劲了。

    其三、个人生活作风问题，明史上说其“贪鄙”，民歌唱其“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这些都不是无厘头的炒作。“贪鄙”这种作风，在明末贪污成风的官场，老马同志搞点“计划外收入”似乎也不值得过于吹毛求疵，但在南明立国之初、百废待新的时刻，剔除明末“公务员普遍贪污索贿”这块腐肉毒瘤，重塑政府良好形象为当时行政改良的重中之重，（此时的多尔衮同志正在北京搞创建“廉洁型政府”的试点工作）。但老马却为满足个人私欲，反其道行之，使贪污成为一剂加快弘光朝速亡的催化剂。

    相比老马同志的不洁，史可法可是两袖清风，一无所驭，连督师厨房中的肉都分给将士们去过节用了，除夕夜他只能拿点盐和酱下酒，这自然能赢得当时及后人们无限的敬仰和爱戴。

    其四、“损友”因素。朋友分三种——益友、诤友、损友。以此推论，老马同志执政期间，有两个很标准的“损友”坏他的事，一个是他的恩人阮大铖，一个是他的上司弘光帝。前者是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