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的纷争让隆武帝感到为难，但“国事”的不可为更让他犯愁。

    和弘光帝不同，前半生在苦水里泡大的他，当这个皇帝，的确不是奔“提高个人生活品质”的目标而来的，所以在称帝后，依然保持了“安贫乐道，艰苦朴素”的作风。

    个人喜好上：他不饮酒、不游乐、不和女人交朋友。

    个人用度上：他把原来的福建布政使的官衙，末加改造装潢，就直接拿来当作“皇宫”；

    宫中只许使用磁、瓦、铜、锡等便宜货，不许用金、银、玉等高档品；

    甚至还不许使用锦绣、洒线、绒花、帐、幔、被褥等生活奢侈品，只许用寻常布帛，实实在在保持了一个小康人家的生活水准。

    他当皇帝，是奔着“光复河山、成就大名”的目的而来的。所以在生活上保持“低标准”的同时，在政冶上却对自己“严要求”。

    他十分关心群众疾苦，以“群众的痛苦就是朕的痛苦、群众的愿望就是朕的愿望”作为自己政策的着眼点和出发点。

    为实现这一目标，首先他大力整顿公务员队伍，净化官场环境，为此专门出台了“小贪必杖、大贪必杀”的强硬法律制度。对胆敢以身试法、顶风作案的邵武通判陈主谟、汀州市长王国冕、古田县太爷吴士耀等，毫不手软、严惩不贷！

    其次他大力争取沦陷区的民心。

    当他听说南明军队每次收复失地后，一旦发现有剃发的群众，不问青红皂白，一律以“叛民”屠杀时，就紧急颁发“有发为顺民、无发为难民”的圣旨，对沦陷区的群众，声明不论其有发无发，一体保护。

    此圣旨一下，立刻得到沦陷区广大群众的交口称赞。

    此后，隆武帝的军队每收复一沦陷区后，该地群众均能出人出粮、踊跃支前。与先前闻“军”即逃的情景，形成了鲜明对比。

    除此之外，隆武帝在政治上还办了两件大事。

    一是在总体政略上，改弘光朝的“平寇优先”（镇压农民起义优先）为“御虏优先”（抗击清军入侵优先）。在即位十天后，就诛杀了清政府派来的招降使者马得厂。并诏告天下，定于本年八月十八日，统率六师，御驾亲征。

    别小看这一政略的转变，南明以后能联合大顺、大西农民军，坚持十六年的斗争，均得益这一政略的转变。这也印证了那句话————“观念不变原地转，观念一变天地宽”。

    二是结束了党争，他发挥了自己的写作专长，亲自撰写了“缙绅”、“戎政”“儒林”三篇《便览》，总结了明亡于党争的现实，为结束党争创造了舆论氛围。

    随后，他下诏赦免包括阉党在内的一切政治犯，对那个已成为过街老鼠的马士英，也允许其在江浙前线“建功赎罪、以观后效。”

    做完这些工作后，隆武帝静静守在一旁，等待大明“中兴奇迹”的出现！

    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现实就是如此的残酷无情，努力奋斗一番后的隆武帝，看到的，不是胜利的曙光，而是落日的余辉。

    外部：清军依然步步紧逼，在湖南、江西、浙江三个战场上向南明政权发动新的攻势，各地丧师失地、一败再败的“丧报”纷至沓来。

    内部：隆武政府虽得到了南方各省“残明政府”的承认，但这些地方政府不但不向中央“交钱”，反而不停地伸手向中央“要线”。

    这下弄得隆武帝财政收分外紧张，不得已推出了“预征税于民”的政策。

    福建民众负担更加沉重，不久便唱出了“清兵如蟹，曷迟其来”的流行歌曲，表达自己对隆武朝的失望和不满。

    更让隆武帝伤心的是，福建仙游、永安、永福、永定、沙县、诏安、龙岩等地，竟然爆发了大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