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伟大的抱负，他想都没有想过。

    虽然他没有冷静地为自己思考未来，但却有人正在热心地为他谋划人生。

    现在广州城里，朝思暮想，想让朱聿鐭同志由唐王“进步”为皇帝的，就是以隆武朝大学士苏观生同志为代表的广州各级官员。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丁首辅执行“关门主义”的恶果，他把桂监国政府高官的名额都送给了“肇庆帮”，这实在让失势的“广州帮”极度郁闷。

    恰在这时，又传来南明肇庆中央政府闻敌即逃的“糗事”，这让“广州帮”对“肇庆帮”的感情，由郁闷升级为鄙视。

    鄙视之后的“广州帮”，内心升腾起一个强烈的愿望——何不援引兄终弟及的法律条款，另起炉灶，拥立唐王朱聿鐭同志为帝，这样大家便都可以因此而“共同进步”。

    1646年十一月初二，在大学士苏观生、广东总兵林察（郑芝龙手下的部将）、广东布政使顾元镜、侍郎王应华等“广州帮”文武官员的强烈要求下，朱聿鐭同志“勉为其难”，出任监国。

    为抢在桂监国的前面，得到南明地方政府的承认。三天后，苏观生等人干脆趁热打铁，拥立朱聿鐭由监国升格为皇帝，改年号为绍武（自明年一月一日起正式使用），定都广州。

    然后，绍武帝向南明各地方政府发出皇帝即位的“喜诏”，要求各地方政府承认——绍武政府，是代表大明帝国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

    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的商业规则，在政治上也同样适用，绍武帝的皇帝名号，在血统更纯正的桂监国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南明各级地方政府明确表示：“宁认桂监国的草，不识绍武帝的苗。”

    这样，被桂监国血统优势折磨得焦头烂额的绍武帝，有效统治地域仅限于广州一城，他的国政府=市政府。

    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国不在小，有权就行”，在绍式帝的“袖珍”政权里，苏观生同志升任首辅并进封建明伯。

    在他的操纵下，他的“铁杆亲信”关捷光、曾道唯、王应华都以“拥戴有功”入阁并兼任各部尚书。

    “枪杆子里出政权，政权需要枪杆子”，深知得位不正的苏首辅尤其重视国防力量的建设。

    除任命最有军事实力的林察同志为“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外，还“变废为宝、修旧利用”，把石壁、马玄生、徐贵相、郑廷球四大海盗集团，招安为绍武政权的“新编海军”。

    绍武政权的“高调的建国建军行径”，立刻让逃到梧州的桂监国政权，陷到了万分尴尬的境地。

    为挽回恶劣的政治影响，桂监国和丁首辅率政府班子在11月12日“回銮”国都肇庆。

    11月18日，桂监国正式即皇帝位，改年号为永历，国都仍为肇庆。

    永历帝即位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派出兵科给事中彭燿、兵部职方司郎中陈嘉谟作为外交特使，到广州劝说绍武帝取消“第二中央”，归属“第一中央”。

    彭燿同志把这一外交工作的重点，放在苏观生身上，希望用“一劝二哭三闹腾”的不正常手段，来迫使这位首辅大人能尊重客观实际，遵守大明法律，作国家的功臣而不做民族的罪人，幡然醒悟，痛改前非，拥护以永历帝为首的大明中央政府。

    在做过一番深刻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后，彭燿和陈嘉谟同志双双“携子之手，与子同死”！

    杀掉永历帝的外交特使后，苏观生同志摆出一副“我是中央我怕谁”的英雄架式，任命陈际泰为“讨伐军总司令”，组成“讨伐军”向广东肇庆发动进攻。

    见绍武政权如此破坏外交礼节，损坏老朱家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光辉形象。一向温文尔雅的永历帝也变得“怒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