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地生存下来。

    因为，在其后的15年中，四川，作为明清一个反复争夺的战场，成为了双方一个提高士兵战斗力的训练基地，一个“高精尖武器”的试验场所，一个随时获取免费物质的供应中心。

    在这漫长的战争中，无论明清那一方的兵来，都可“理直气壮”地按各自的目的，把日渐稀少的川人当作军人、役夫、奸细、俘虏、“人粮”，来使用。

    四川最后一点点的人口，也在一个个减少。

    在明清易代的战争中，四川，是一个“参与”较晚，但却“受伤”最重的省份。

    1644年的川人，大约有400万人，到战后1685年统计，仅剩下了9万人。

    省会成都，早在2500年前，就因“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而得名。但此时，在其繁荣千年后，却只剩下了二十多户，一百来人。

    战后，成为全国稳定执政者的清政府，便从人口较多的湖南、湖北、广东等省，迁移了大批人口，去四川“开荒种地”。

    于是，在我国历史中，产生了一个新的专用词汇——“湖广填四川”。

    这冰冷的五个字后面，又“填”进了多少个无辜的生命、无助的灵魂、无言的申诉……

    今日试问，当年四川的劫难之源，可单单归结于张献忠一人之上吗？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如果不是明末的全民的战争，张献忠仅仅会是一个老实能干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或者是个精明强悍的捕快，缉私捕盗，混吃混喝。是这场战争，把他稀里糊涂地卷了进去，并最终锻造成了一个十足的杀人狂魔。

    况且，把全民族的荣誉或苦难，都集结于一个人身上赞誉或责骂，本身就是毫无科学道理的。

    明末战争，归根到底，源于我们族人（汉族、满族等）没有止境、没有满足的贪欲。

    贪欲如同一个锁在族人心间的恶鬼，制度的缺失为他解锁，信仰的漏项给他松绑，当他翻腾而出时，荼毒将祸害天下。

    富人需要追求更多的财富，强民族需要挤压弱民族的生存空间，奴隶主需要占有更多的奴隶，社会收入的不公和民族发展的失衡，让农民起义战争和民族征服战争，在干旱肆虐的神州大地，同时迸发。

    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中，又诱发了良知泯灭、心理扭曲、集体变态、饥馑遍地、疾病泛滥，在没有自然灾难的外力下，族人的“内功”，却几乎把自身毁灭。

    这不仅是明末四川的悲剧，也几乎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挣脱不开噩梦。

    人之病，可治否？

    云南，希望的家园

    如果说李自成的死，标志着大顺事业的衰亡；那么，张献忠的死，反而意昧着大西事业的新生。

    张献忠生前，对枪杆子握得是无比的紧，除自已掌握的直属部队外，大西国主要的武装力量，主要掌握在四个义子的手里。

    这四个义子分别是：老大平东将军孙可旺，老二安西将军李定国，老三抚南将军刘文秀，老四定北将军艾能奇。

    此时，己经溃不成军的大西军主要将领，都把充满期待的目光，汇集在了老大孙可旺的身上。

    这不仅因为他是张献忠的“长子”，在大西军军中地位高，威信足外，还因为他读过几年私塾，文化程度在文盲半文盲充斥的大西军中，鹤立鸡群。

    在我国十大风景区之一的黄果树瀑布，现仍存他的题字，笔锋苍劲有力，内容大气磅礴，足见其雄厚的文化底蕴。

    在众将领公开的表决中，年仅28岁的他，被大家选举为新的国家及军队领导人，开辟大西朝新时代的希望。

    骤升为“一号”首长的孙可旺，并无一丝的喜悦，相反，他更显得忧心冲冲、坐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