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亏一篑。

    从四川失败的土地政策中，吸取经验教训后，新政府开创性地推出了一项足以影响后世的土地政策。

    这一土地政策，就是在承认地主土地所有权和地租合法性的基础上，将地租一律限定在土地粮食总产量的10％。

    而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地租的比例，一般为土地粮食总产量的50％。

    这一政策推出后，农民率先拥护。

    地主少收了租，虽也心中怏怏不乐，但因为毕竟能多少有点收入，所以拿生命为代价，来反抗新政府土地政策的，少之又少。

    整个云南社会，就在这种温和的土地政策中，波澜不惊，达到了相对地和谐。

    这一限定土地地租的先进措施，就是后来的清政府，也没做到。以至后来，清朝土地兼并加剧，地租负担加重，农民起义再次爆发。

    但后来这一政策，在抗日战争期间，却被共产党政权活学活用，演变为“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抗战土地政策。

    昨天走过的历史，就是今天最好的老师，此话诚然！

    新政府的土地政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卫所土地的“承包制”改革。

    以前曾说过，朱元璋老同志在解决土地问题及养兵方式时，曾推出一个“二合一”的方法——卫所制。

    在云南这个边疆身份，卫所那是尤其的多，繁星点点、分布广泛。

    但和内地一样，卫所发展到后期，完全蜕化为“军官地主”剥削“士兵农民”的隐蔽场所，当年的积极作用变为现在的消极作用。

    新政府对卫所的改革，简单明了——“承包”。

    具体的做法是：

    一、新政府改卫所为营庄，每营庄设管营一人，由原大西军队中的偏裨管理。

    二、管营将营庄的土地，承包给原来卫所士兵耕种，耕种的士兵，需交纳土地粮食总产量的50％，作为“承包费用”。

    虽然对卫所士兵的剥削，相对比较重，但比起原来含混不清的无偿占有，还是有所降低。所以，士兵种粮的积极性，有所提高。

    土地政策之外，新政府的经济改革中，还有对金融和盐课的改革。

    金融方面，主要就是用新政府统一铸造的“兴朝铜钱”，代替原来民间私造的贝币。

    说来也怪，云南虽然盛产铜，还曾为明朝制造了大量的铜钱，但这些铜钱却大量输往内地使用去了。在云南大量流通的，反而是五花八门的贝币。

    贝币的发行，不掌握在国家手里，自然也就谈不上对经济的调控和掌握。

    因此，对币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为保证新币铜钱的使用，新政府出台了严厉的法令，规定今后凡在云南境内使用贝币者，一律处之断足或割鼻之刑。

    在国家暴力机器的维持下，铜钱得以顺利发行并进入流通领域，云南终于告别了贝币时代，由此活跃了当地的经济，并加强了其与内地的联系。

    对盐课的改革，是从井盐生产的“国有化”开始的。

    云南盛产井盐，这是当时大家都知道的事实。

    但由于井盐的生产，由形形色色的地方豪强霸占着，结果，国家的财政，并末从中沾光获利。

    新政府派总兵史文为盐税司，用军队直接进驻盐池，把井盐的生产，直接控制在“国家”的手里。

    但对井盐的销售，却向民间开放，规定商人只要向新政府交纳相关费用，即可拿着“收费凭证”，到国家控制的盐场支盐，进行销售。

    此举，当年即为新政府的财政，增收了白银十万多两，从而也减轻了其对田赋的单一依靠。在军事方面，新政权在收取全滇之后，分东中西三路向川黔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