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崩瓦解，官员如鸟兽散，清兵南进的脚步，越来越近。

    但即便如此，主持永历朝政的严起恒，却仍对孙可望“殷勤的建议”，置之不理！

    1649年12月3日，逃到南宁的永历帝，已“寒酸”到了无兵无将无地盘的地步，万般无奈之下，向孙可望发出了“封王”诏书。

    不过，死到临头、穷到裤头的永历帝，嘴巴还挺硬，坚持封孙可望为“冀王”，而非“秦王”。

    他这样做，明面上的理由，是秦王为朱元璋次子朱樉的封号，居诸王之首，传世二百年，应予避讳。

    实际上，他还在抠气地坚持着“恩自上出”的底牌。

    对永历帝这个“冀王”方案，孙可望嗤之以鼻，马上回奏。

    在回奏中，他以自已用“秦王”的名义，发号施令，已经多时，如断然更改，必然在民众中引发“信任危机”，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为由，予以驳回。

    1651年2月，清军由柳州南下，永历帝的“行在”南宁，已危在旦夕。

    眼见永历帝眨眼就有可能成为清军的“高级俘虏”，不敢再继续玩酷的孙可望，连忙派出贺九仪、张明法，率领一支五千人的快速反应部队，跨过千山万水，跑到南宁护驾。

    在南宁，贺张两人在完成“护驾”工作的同时，还超额完成了另一项工作，把阻挠封秦王的大学士严起恒，逼进了阎王殿去做客。

    至此，己真正成为“孤家寡人”的永历帝，在封秦王的问题上，手中已无任何资本，与孙可望叫板。

    1651年3月，他被迫追认了孙可望的秦王封号。

    至此，经过两年多的沟沟坎坎、曲曲折折，孙可望实封秦王的问题，最终在强敌迫进之际，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