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措词恳切、感天动地”的密旨，就可以把他引得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说不简单，是因为要顺利引来李定国，必须迈过两道坎。

    第一道坎是“选人”，即必须派出一个忠诚可靠的信使，越过千山万水的距离，经过兵荒马乱的考验，把皇帝的密旨，准确、安全、快捷地送到李定国同志的手中。

    第二道坎是“保密”，就是这项工作，要慎之又慎、密之又密，千万不能露出一星半点的风声。否则，工作组将全盘皆输，成员将全军覆灭。

    不用吴组长操心，工作组成员之一的林青阳，就自告奋勇地承担起“送旨”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为把这件事做得更巧更妙，林青阳以“请假葬亲”为名，身藏密旨，于1652年底启程，前往李定国军中。

    此时的李定国，正在肇庆战场与清军厮杀，接到永历帝的密旨后，异常冷静，认为“兹事体大，需从长计议”。

    他把林信使留在军中，以待时机！

    “引李入卫工作组”从冬等到春，又从春等到夏，还未见“佳音”回报，焦急万分的他们，再一次派了密使携密旨前往。

    为防泄密，在派密使时，永历帝把早已吃里扒外的马吉翔，调到南宁当官。

    这一次永历帝的密使，又不辱使命地来到新会战场上李定国的军中，把密旨庄严交到其手中。

    这一次密旨，言辞比上次更悲切，感情比上次更哀伤，效果比上次更煽情！

    以致于李定国看后，竟感动得“哽噎无语，泪如雨下”。

    他冒着泄密的危险，给吴组长回了一封信，表示自已“宁负友（孙可望）不负君，在打下广东后，即接驾返粤。”

    永历帝及工作组成员们，在接到李定国的回信后，一颗颗悬着的心，暂时又落回到肚子里。

    但任何事情，都可能在时间的长河里发生变化，“引李入卫”的计划，也是如此！

    引发这一变化的，就是“引李入卫”工作组外围成员刘议新。

    刘议新，人如其名，特别喜欢对“新生事物”，大发评议。

    评议也是可以的，但他却把刚到广西的马吉翔，拉来当自已的听众。

    在他自以为是的思维里，作为永历第一宠臣的马吉翔，必将是自己“最好的听众”。

    “最好的听众”马吉翔，也很够意思，从他的嘴里一听到“引李入卫新议”的短消息，马上将此“原文转发”给孙可望。

    事关自已的身家性命和政治前途，孙可望对此短消息，自然不会等闲视之。

    他马上在第一时间成立了“私通李定国专案组”，由亲信郑国、王爱秀任正副组长，专门严审此案。

    永历帝，首先成为“专案组”审问的第一个“犯罪嫌疑人”。

    已有了丰富“应对”经验的永历帝，马上援引陈邦傅伪造圣旨封王案，来严正辞严地辩驳说——私通李定国的圣旨，必定是“做假造假”产物！

    既是“做假造假”，就要严惩造假者。

    很快，吴贞毓、张福禄等二十多名“矫诏（伪造圣旨）”嫌疑犯，被“集体双规”。

    对这些嫌疑杞犯，郑王两法官毫不客气，老虎凳、辣椒水、大夹棍统统拿来，轮番使用。

    见事已至此，吴贞毓、张福禄等人倒也铁骨铮铮，威武不屈！

    他们都众口一词地供述了自已“矫诏”的行为，完全是自发行为，与永历帝无任何干系。

    取得供词后，孙可望马上以永历帝的名义，做出如下判决。

    吴贞毓、张福禄等人，犯罪事实清楚，犯罪行为成立，犯罪后果严重，故必须加以严惩。故首犯吴贞毓，赐自尽（照顾其首席大学士的官面，从轻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