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辅刘吉被撤职，丘浚以礼部尚书身份入阁，首开明王朝“尚书阁老”先例。之所以破例，看中的还是他这份“治世之才”。

    丘浚也未让朱祐樘失望，除高瞻远瞩外，具体改革措施上，丘浚更谋划详尽。弘治三年，朱祐樘着手整治江南税赋，清理历年积欠，丘浚认为“百姓苦于苛政，不宜催逼，需平抑赋税，方可两难自解”，继而详细谋划，重施周忱时代的平米法。在具体税收策略上，丘浚推出了“问责制”，即每年秋收初期，地方官要向朝廷“报计划”，具体税额，以朝廷下发的“凭票”为据，不得肆意加征，小小的改动，就堵住了官员“贪墨”的口子。在税粮运送上，丘浚推出了“兵补制”，每年负责押送运河税粮的“运军”，由兵部统一补贴，减轻运军负担，运军所过之府县，由当地布政使和按察使联合监督税粮押运盘点，实行“集体负责”他还创立“扣分”制，凡税粮有减损，各级负“连带责任”的官员都要被“扣分”，扣分到一定程度，便自动“下岗”。苦心谋划下，成化朝时期连年入不敷出的明王朝终重现生机，数百年后，清末政治家曾国藩也曾感叹：“前明弘治时，民不加赋却国用足，诚为我朝之鉴也。”

    在成为“阁老”后，丘浚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盐政改革，影响更是深远。改革的对象，正是朱元璋时代杨思义首创的“开中法”。“开中法”的本意，是要在国家垄断盐业贸易的前提下，用授权盐业贸易的方式，鼓励商人向边关输送粮食。但在明朝中期，这一政策已很难实行：一者是官员贪墨，利用盐业贸易渔利，二者是部分商人弄虚作假，利用明王朝发放的“盐引”扩大食盐贸易，甚至造假“盐引”渔利。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开中法”原本的方式是商人用粮食换盐，但是在明中期，盐价和粮食价格的比例早发生了变化，单纯的“以粮易盐”早已无利润。因此朱祐樘即位早期，虽屡次清查，查办大批贪墨官员，但诸多盐商对此应者寥寥。

    这个问题，丘浚在《大学衍义补》中也有论述：“开中法之弊，贪墨为其表，无利乃主因。”弘治五年，依新任户部尚书叶淇陈奏，朱祐樘正式改革“开中法”，由原来的“以粮换盐”，变为“以银换盐”，一字之变，即引得商人纷纷响应，国家得到大笔收入充实国库，北方盐业贸易也因此繁荣。此奏议虽由叶淇提出，但身为阁老的丘浚是坚决的支持者，不但在朝堂上极力赞同，更与反对改革的徐浦等人据理力争，他更看到了叶淇看不到的地方：奏请朱祐樘“调太仓之粮输九边，以太仓粮易九边银”，即用政府行为“宏观调控”，防止银多粮少造成物价飞涨。可年轻急于求成的朱祐樘这次并未采纳，事实果如丘浚所料，数年以后，北方边境粮食价格暴涨，差价竟与中原相差3倍。从此时起，原本垄断食盐业的明王朝变成了“批发商”，盐业贸易的繁荣，带动了两淮和山西两大商人集团的崛起。国家不但通过开中法获得了大量收入，更从盐业贸易中抽取了大量盐税，明末史学家谈迁曾赞叹道：“国朝盐业之利，自此数倍于前。弘治中兴之局，富庶由此奠定。”在这“中兴之局”中，呕心沥血的丘浚实现了祖父“以济天下”的厚望，明史称他“一代贤辅”“中兴贤儒”，至为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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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相比于“弘治中兴”18年的诸多英杰人物，无论是比起“凝重有度”的内阁首辅徐浦，还是被赞为“弘治三君子”的马文升、刘大夏、王恕三位六部堂官，以及被赞誉为“公谋断内阁”的谢迁、李东阳、刘健三位阁老，甚至比起地位远不如他的杨守随、王琼、姜宛等地方官，身为大明朝“副总理”的丘浚，不但在正史中的记录多被一笔带过，且在清代更遭诸多“大儒”的口诛笔伐，生前身后的评价相去甚远。有关他的记录，很少见于专门的传记，只能从明朝中期的历次“大事件”中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