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审，终让张差供出了此案的幕后指使：郑贵妃的贴身太监庞公公和刘公公。满朝文武一片哗然，最后万历皇帝无奈，只得安排郑贵妃当场向太子求救，斩首了张差以及两名太监，才把这个糊涂案了结。这场啼笑皆非又几经反复的闹剧，却成了东林党命运的转折点：因东林党的追查，太子地位得以稳固，而东林党也成了太子的盟友，更从此名声大振。而先前东林党的反对派，为应对东林党日益壮大的势力，也开始拉帮结派，形成了齐、楚、浙三党。明朝党争，从此越演越烈。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19年），万历皇帝在内忧外患中去世，“争国本”的主角太子朱常洛即位，东林党地位也因此提高。朱常洛即位后纵欲过度，导致身体大坏，又服食“红丸”（壮阳药）中毒毙命，在位仅8个月。局势再度紧张起来，朱常洛之子朱由校即位，次年改年号为“天启”。这期间朱常洛宠妃李选侍企图挟持朱由校以把持朝政，在东林党直臣杨涟等人的逼迫下，李选侍被迫离开乾清宫，朱由校在东林党的拥立下顺利登基。至此东林党俨然成为朱常洛、朱由校父子两代人的登基功臣。顺利即位的天启帝也知恩图报，登基伊始，东林党人分别占据了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大理寺卿等要职，其后通过分化瓦解的手段，击败了反对派“齐楚浙三党联盟”，东林党“托塔天王”叶向高坐上了内阁首辅的位置，至此执掌了大明朝文官集团的大权。史书上所说的“众正盈朝”，就是这个时期。

    <er">二

    纵观东林党的发迹过程，表面看是正义战胜了邪恶。看东林党的成员，基本都是道德高尚、志向远大的君子，东林书院的对联“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直到今天依旧深入人心。东林党长期的政治主张，包括减免商税，与民休息，开放言论，现代有不少人因此“拔高”东林党，说这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想主张。而细细审看当时明王朝的内外形势，却不得不承认：东林党心忧天下没错，但多是空想，现实意义甚少。

    东林党之所以壮志未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中的精英人物，没有一个人有张居正那样，可以切中明朝时弊，且思虑成熟，行之有效的革新思想。即使间或有一两句“闪光”的豪言，却也不成体系，难成气候。一个先天的差距是，东林党的最初创始人，如顾宪成等人，多是罢官后回乡讲学，生活圈子极其狭窄，不像张居正们，曾真切接触到民间的世情百态。他们的所谓改革思想，自然就成了浮华泡影。另外东林党的要员们，虽然论权谋手段尚有高手，可论施政能力，除了孙承宗、叶向高等少数人外，大部分人都是菜鸟。既无脚踏实地的构想，又无行之有效的施展能力，仅靠道德说教，从来都是无法成事的。

    而在道德层面上，尽管东林党的大部分人，论人品都是真君子，但治理国家不是选雷锋。在封建社会，官员的道德水平与实际工作能力，很多时候并不成正比，有时候甚至成反比，如张居正所说“十清流不如一胥吏”。张居正改革之所以成果卓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人用其长，比如平定西南的名将殷正茂，贪污问题一直被诟病，但无论高拱还是张居正，都始终用人不疑。相比之下，东林党人的行政方式，却是道德压倒一切，道德问题一刀切，为人处事，更拿道德帽子压人。比如赵南星做吏部尚书时，就以清廉为标尺一刀切，罢免大批不合格官员，其中不乏行政能力卓越者。山东的“廉政标兵”袁应泰也因廉洁官升蓟辽总督，然后被努尔哈赤打得丢盔卸甲，害得明朝失去沈阳、辽阳等重镇，一时间“边防大警”。起家阶段的努尔哈赤，也正是拜东林党的愚蠢节节胜利。

    而从明王朝当时内忧外患的局势看，明朝面临的两大迫切问题：一是边关告急，二是财用匮乏。前一个问题，在东林党败招迭出，努尔哈赤步步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