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卖国贼卧底，正史记录中，也是出了名的小人。

    但这个小人却也办好事。

    他是一个出名的清官，当年在亳州做知州的时候，就拒绝过百姓的礼金，认真为老百姓做事，他能够从亳州进入中央，是因为在当时北宋的官员考核里，他是以“廉洁”著称的。而且也很能干活，比如他主编的《册府元龟》，对北宋以前的资料进行了详细的整理，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宝典。

    他还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人，经常救济贫困学子，用自己的俸禄资助贫困的学生求学读书，可以说是当时有名的慈善家，至于什么“辽国奸细”之类的说法，也就是演义小说里常有。

    而另一个主降派陈尧叟，在当时更是一个名士。如果说王钦若还是公认的小人的话，那么陈尧叟就是公认的贤人，无论是人品还是政绩，他在当时都是威望颇高的。

    陈尧叟是北宋太宗年间的状元，而且是北宋历史上第一个连中三元的状元郎，才气没得说。他在广西做转运使的时候，除了做好本职工作，还大力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为广西当地带去了汉族先进的打井技术，从此当地农业发展突飞猛进。他还在当地大力缉拿海盗，为民除害，在各个道路上修筑亭子等便民工程，可以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所以对这个人，宋真宗一直给予毫无保留的信任。比如他晚年觐见宋真宗的时候，宋真宗甚至准许他免下拜，并且一直以“先生”来称呼，放在北宋当时，也是一个亚圣人。

    一个做过好事的小人，一个口碑颇好的大儒，为什么面对国家危亡问题，却主和了？其实主和，在当时不只他们，是大多数北宋知识分子的想法。北宋是继唐朝之后建立的，唐朝的灭国，给北宋最深刻教训的，就是安禄山叛乱，但是北宋人却矫枉过正了，无论是司马迁编写，还是北宋的知识分子对待对外战争之类的大事，无不持一个观点：武人掌权，国家必乱，重文轻武，才是稳定之道。话虽然有道理，但矫枉过正的结果，就是北宋武备不振，对外苟安，而宋朝那些饱读诗书的大儒们，一边笑话着侵略者是蛮夷，没文化，一边却又苟且偷安，阿Q似的想，和蛮夷计较什么，给他们点好处得了，就是这样苟安的结果，北宋一点点苟安成了南宋，最后又一点点苟安成了元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