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犯上，拿着皇帝不当干部的事，在当时更是稀松平常。

    这一切如果刘邦还能忍，那就没天理了，他是个亭长出身，不懂啥阶级分析法、君臣礼仪，但他知道，自己已经是皇帝了，做皇帝就要有做皇帝的样子，可做皇帝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手下的大老粗们不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不过有人知道，比如儒生们，比如其中最听话最好用的叔孙通。

    所以就你了，给我制定一个朝仪，一个足够展示帝王威严，威服众勋贵们的朝仪。要用这个朝仪，向全天下展现做帝王的尊贵，做皇帝的威严，做臣子的礼仪和责任。

    对于君临天下的刘邦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体现皇帝尊贵身份的面子问题，更是一个树立帝王绝对权威、强化统治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落在了叔孙通身上。但刘邦本人也没有想到，这个他所在意的政治问题，会成为秦朝以来备受打压的儒家文化，从此咸鱼翻身的起点。

    从公元前204年开始，叔孙通受命制定朝仪，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首先，这个朝仪必须要参照上古时期的天子礼法，但那时候的天子是“王”，这时候的天子是“皇帝”，地位更尊贵了，礼法也要更尊贵。更重要的是，因秦末以来的战争破坏，各类典籍遗失殆尽，参考资料极其难找，精通礼法的人更难找，缺人又缺资料，这真是棘手得很。

    叔孙通迎难而上了，他发动各种关系搜集典籍，更广邀各路儒家名士参与。问题是，这时候的叔孙通名声已经相当臭了，正人君子不屑于和他为伍，甚至他的许多学生也背离了他，而更多的儒生，并没有看到制定礼法对于儒家文化壮大的意义，相反把这次行动又看成一次“谄媚”之举。叔孙通多方奔走，苦口婆心，向儒生们磨破嘴皮子解释，承诺“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总算召集了一百多名弟子。此后他们集思广益，结合之前秦王朝的礼仪和周王朝的礼仪，制定出了一套全新的君王礼法，这部礼法以《礼记》为主体，兼有秦朝法家思想。然而，它还是面临着考验：刘邦企图以这套礼法树立他帝王绝对尊贵的地位，可是他手下的功臣们能买账吗？这些人都是从刀头舔血的战乱里过来的，素来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区区一套礼法，就能让他们低下高贵的头颅吗？

    公元前200年，西汉未央宫落成，这套盛大的典礼，终于以此为名呈现在世人眼前，整个的过程，按照史料的记录是这样的：“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静。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

    叔孙通成功了，他缔造了一个绝对威严的礼仪，衬托起了一个被神化的刘邦。确切地说，他衬托起的，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统治的帝王光环，他有严整的形式，浩大的气势，完美的程序，精心的布局。在短短的这一次展示中，就让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功臣们，第一次拉开了与老领导刘邦的距离，从这一刻开始，他们看待帝王的目光不再是不以为然的平视，而是彻头彻尾的仰视，诚惶诚恐的尊敬，中国人两千年来对封建皇权的敬畏思想，就是从这一刻起扎下了根子。

    就连之前极端鄙视儒学，甚至拿儒生的帽子当尿盆的刘邦，面对此情此景，面对万众敬仰的局面，面对叔孙通精心设计的、高高在上的图景，也由衷地说出了心里话：“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知“皇帝之贵”的结果，就是叔孙通本人，乃至儒家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