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中国大地已经是豪强丛生，新富阶层遍布各地，商品经济，呈现出勃勃繁荣之势。

    等到汉武帝即位才发现，所谓繁荣，其实多是表面繁荣。因为这样的繁荣，是和政府没有关系的，大户富了，政府的税收增长速度却没有赶上民间财富的增长速度，论原因，还是汉帝国“无为而治”惹的祸。

    所谓的“无为而治”，就是对民间经济采取不干涉的政策，鼓励其自由发展，但自由过了头，就是政府失去了对民间经济的控制。以工商业为例，各地的势豪大户，大都是商人阶层出身，发家之后继续经商的同时，为了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开始买田置地，成为新兴的地主阶层，在“地主”身份的掩护下，他们获得了作为商人所难以获得的特权，更方便他们从经商中获利。甚至有许多人开始勾结官府，横行地方。更严重的是国家很难从他们身上获得税收，因为西汉从建国后，执行的就是低税率政策，巨大的工商业利润，用在交税上的只是九牛一毛。在他们获得地主身份之后，更借着与官府的勾结，巧立各种名目逃避税收，如此一来，财富更是滚雪球般增长起来。而且，汉帝国对国民经济太“无为”，以至于诸多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其经营权都操纵到富商大贾的手里，这就好比今天一个现代国家，把石油、卫星、航空等产业，都操纵在一两个寡头手中，国家既不收税也不监管，完全放任自流任其发展，这样做的后果无疑是非常可怕的。

    更为严重的是，西汉帝国这时期也没逃过封建社会的固有经济规律——土地兼并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不可避免，大量的新富阶层开始兼并土地，无地农民日益增多。世人都津津乐道汉武帝执政晚期的农民起义，实际上从汉景帝在位的晚期开始，就不断发生无地佃农造反的事情。与此同时，西汉特权阶层过多，无论是地方诸侯还是功臣勋贵，都享有免税的特权，更享有在地方上收税的权力，国家每年的生产税收，相当程度都落在了他们的手里。所以，在汉帝国府库充盈的外表下，掩盖的是税收效率低下，国家税收与贫富分布严重脱节的现实，这些现实都是汉帝国的“内忧”，一旦爆发出来，就是国家尾大不掉的肿瘤问题。

    人难以想象的是，比起后世的封建王朝，此时西汉帝国的货币政策相当不成熟。西汉帝国的货币政策，从建国早期就制定得极其粗简，即使是汉文帝这样的明君，也做过允许宠臣邓通私人铸造货币的傻事，后来虽然被汉景帝叫停，但是此时西汉帝国流通的货币，可以说五花八门，既有中央发行的货币，也有地方诸侯国发行的货币。从汉高祖刘邦在位开始，南方的吴国等诸侯国，就有私人铸造货币的权力，后来虽然经过七国之乱，诸侯势力遭到严厉打击，诸侯的铸币权收归中央，但是诸侯私自开采境内铜山，用以铸造货币的事情屡禁不止。到了汉武帝在位时期，国家货币的另一问题就是假币泛滥。汉朝早期的货币外形简单，容易仿造，外加对山泽矿场限制比较少，不要说诸侯贵族们，就是普通的不法商人，也很容易仿造出以假乱真的钱币。货币驳杂的结果，就是国家对国民经济控制能力的下降。

    所以，当我们说起汉武帝即位早期的政治局面时，必须看到，他继承的，既有祖先留给他的丰厚遗产，也有一大堆麻烦，汉武帝即位早期的中国，是一个经济繁荣，生活富庶的中国，同样也是一个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土地矛盾浮出水面，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日益虚弱，经济制度和税收体系漏洞百出，混乱不堪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在承平时代，或许还能维持一段时间的表面繁荣，但是如果国家稍有变故，就很可能是国民经济体系的全面崩溃，汉武帝即位早期的国民经济困局，其实正是为这一切买单。

    所以摆在汉武帝面前的问题，不只是反击匈奴的战争，一统国家的梦想，更重要的，是对国民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