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后17年，即公元119年的事情。当时的北匈奴再次勾结西域的车师国发动叛乱，这时期的汉帝国已经在走下坡路，对叛乱鞭长莫及。西域大地再次叛汉独立，直到公元123年，东汉王朝以班超之子班勇出使西域，经过两年浴血奋战，再次联合西域各国力量驱逐叛逆，终于在公元125年恢复了汉帝国在西域的主权。这就是西域“三通三绝”的整个过程。

    <er">三

    在班超、班勇两代父子拓展西域，独立支撑的伟业下，不得不问东汉帝国一个问题：为什么给予他们的支持这么少？如果说早期是因为北匈奴强敌压境，不愿大动干戈还情有可原，但到了北匈奴势力衰微之后，东汉帝国却依然只能对西域提供有限的支持，甚至动兵都不超过千人。真实的原因，是此时中原进入西域的要道——河西走廊，也正在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东汉与羌族的战争。

    自西汉霍去病降伏河西匈奴之后，生活在这个地方的羌人也一并投附了汉朝，在西汉末年的内乱时代，羌人势力乘机在河西坐大，终于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自光武帝开始，东汉便陷入了与羌族旷日持久的战争泥潭中。羌人实行兵民一体的军事制度，作战以袭击战为主，利用骑兵的机动能力大打游击战，令东汉帝国的历次大兵团围剿仿佛拳头打跳蚤一般，有力使不上。光武时代，汉伏波将军马援平定羌族，河西初定，然而好景不长，20多年后，参狼羌反叛，杀汉朝护羌都尉，中郎将窦固再次将其降伏。这种情况也成了汉朝与羌族关系的固定剧本：反叛——镇压——再反叛——再镇压，汉朝大军到来前聚众作乱，大军平乱时又化整为零。在这场漫长的战争里，一代又一代的东汉名将前仆后继，血战河西走廊，与羌人或胜或败，却按下葫芦起来瓢，这边平定了那边又造反，始终无法将其完全平服，漫长的河西地区烽火连天，汉人百姓惨遭杀戮，流离失所。汉朝政府共耗资120多亿，先后有多名太守被杀，诸多名将败死，羌人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诸多叛乱部族被汉朝击灭，然而造反的苗头却如地里的韭菜一样，刚刚割了一茬，却接着一轮又一轮的疯长。平羌战争，成为东汉历代君臣心头最沉重的包袱。

    公元168年，一个叫段颎的名将终于为汉帝国解决了问题。段颎针对羌人的游击战术，采用轻骑兵长途奔袭的战法，穷追猛打，先后与羌人交战180多次，斩杀3万多人，终于使战火绵延的河西地区彻底恢复了平静，然而此时的东汉王朝，也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不几年的时间，便在诸侯纷争的旋涡中走向了灭亡。

    对东汉帝国来说，平羌战争自始至终是卡在他们咽喉里的一块硬骨头，咽不下又吐不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军事上的因素外，更多的当从政治上去找。汉朝对羌族的压迫无疑是羌人反叛的内因，汉朝的官吏和豪强喜欢掳掠羌人为奴，更屡屡征调羌族部众出塞作战充当炮灰。特别是东汉中期以后，随着地方豪强势力和宦官势力的坐大，政治的腐败为羌人叛乱提供了温床，更加速了汉朝军队的腐化过程，终使平羌战争演变成一场烽火连绵的消耗战。平羌战争的另一结果恐怕是汉朝政府没想到的，在漫长的平羌战争里，汉朝河西军阀势力日益膨胀，渐成尾大不掉之势，终于有了河西军阀董卓进京夺权的大戏，拉开了东汉末年群雄逐鹿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