途正热的郑孝胥，也未尝不时刻打着归隐抽身的小算盘。就在黄花岗起义的次日，他接到儿子的信，在上海营建的海藏楼初步选址已见眉目，女词人吕碧城也愿意将徐家汇的一块地卖给郑家。内阁上谕颁布两天后，郑孝胥赴六国饭店，与预备立宪公会同仁（郑是会长）商讨开报馆推行宪政。孟昭常主张在北京办一份《宪报》，郑孝胥表示，如果报馆要成为将来政党的根据地，还是以在上海为宜。

    然而就算有了皇族内阁，具体办事还是离不开汉人。力主铁路国有的盛宣怀，是眼下最炙手可热的实权派。6月9日，盛宣怀急电正在上海收拾房产的郑孝胥：“川、粤汉大局粗定，朝廷注重速成，午帅、莘帅会商，非赖公毅力熟手，难赴目的。本拟即日发表，午帅欲请公来面商办法，已发公电，务乞速临，至盼至祷！”川汉、粤汉两条铁路的了局，是近期朝廷举措的重中之重，已确定负责川汉路的端方，负责粤汉路的瑞澂，都眼巴巴地指望着郑孝胥帮手，足见海藏楼主人位置之重，也足见如吴宓所说，朝廷可用之人太少。

    6月13日中午，郑孝胥从上海赶回北京，一到宅即急电盛宣怀。盛宅答，正在宴客，请即来。席间郑孝胥见到了状元商人张謇，他也是被朝廷征调进京备咨询的。就在这天下午，张謇入大内，应对摄政王载沣。

    郑孝胥开始了新一轮的频繁交际。仅在回京次日，他便连续两次约见端方，又一次见到盛宣怀。就大佬们最关心的铁路问题，他还是向盛、端建议他一贯的主张：铁路包工，并说“此策既定，则风潮皆息，省费而工速，不可忽也”。

    事关天下大局，《时事新报》等媒体很快就对郑、盛、端的谈话进行了报道。郑孝胥的一贯主张，简言之，即认为铁路国有，是“救亡之策”，政府必须将路权掌握在手里，才能在国际政治中谋得话语权；而只有采取包工筑路政策，才能快速而稳定地将铁路由商办转化为国有，重点在“省”和“速”。他对盛宣怀举例说：现在中国修铁路，最高的费用达到每里合银五万余两，这都是“点工之害”（点工就是散招人工筑路，计时付酬），而采用郑在去年手定的《锦瑷铁路借款包工合同》中规定的方式，“嘱包工公司承修其路”，“所有该路事宜，由铁路公司经理，仍受邮传部节制”，“平均每华里合华银一万九千余两，连山工、桥工、车站、道房、车头、车身在内，期限极速”。

    6月20日上谕颁布：“湖南布政使著郑孝胥补授”。对这一任命，《申报》立即指出“其原因确为收路一事”，郑的前任杨文鼎对于湖南愈演愈烈的反对风潮，应对失当，朝廷希望郑孝胥前往收拾人心，因为郑力主铁路国有，又有对付广西会党的经验。

    6月21日至7月10日之间，新任的湖南郑藩台马不停蹄，连续拜会权贵闻人。满人有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那桐、载涛、载泽、载洵，汉官有徐世昌、于式枚、李经方、陈宝琛、严复、林纾、杨度等。“郑苏勘”这个名字也不断地在《申报》、《时事新报》的新闻标题中出现。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6月21日入宫谢恩，被摄政王载沣召见。面对摄政王的垂问，郑孝胥再度强调了铁路的重要性：

    “中国如欲自强，机会只在二十年内。以二十年内世界交通之变局有三大事，一帕拿马运河，二恰克图铁道，三俄印铁道是也。欧亚交通恃西伯利亚铁道，俄人始为主人，战事之后，日人经营南满，遂与俄分为主人。今中国若能急造恰克图铁路，则由柏林至北京只须八日半，世界交通得有四日半之进步。从此以后，中国与俄分作欧亚交通之主人，而南满、东清皆成冷落，日本经营朝鲜、满洲之势力必将倒退十年。此乃中国自强千载一时之机遇也，愿摄政王勿失机会。”

    郑孝胥还对摄政王说，变法之本，总括为四个字“借债造路”。他看见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