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径大小不一，配不合膛的打不出去，配合膛的又平射试放，竟有打伤自己人的，闹得人声鼎沸，混乱不堪。”（朱叙五、党自新《陕西辛亥革命回忆》）

    有人说张凤翙因为面临着新军内部整顿，将被撤职，索性拼了。也有人说他在日本留学时秘密加入了同盟会，所以答得干脆。这个无所谓，当时同盟会员的认定本身就很混乱。比如后来的陕西督军陈树藩，彼时在混成协当军械官，据说他在举事前，一向不赞成革命，只是22日凌晨听说要起义的消息，赶紧找到军中的同盟会员，填了一张同盟会会员证，这就算火线入党，以革命者身份出现在起义现场。

    这时已经是10月22日凌晨一点多了。

    按照良弼为首的宗社党意见，一旦京师告危，隆裕太后与宣统皇帝大可以效法庚子故智，西去长安甚至兰州，保住潼关以西，至少可以成一种苟安局面。

    要说10月22日这天，真是上好的造反日子。护理巡抚钱能训与各司道、新军高层，都在谘议局开会。而住在军装局内的巡防队一个哨（连），因为是星期天，大部分人都上街游逛去了。突然发一声喊，几百名士兵冲了进来，虽说都是徒手，毕竟声势惊人，驻守的少数士兵一吓，就从后门溜走了。

    纸终归包不住火。恶战持续到了元宵节，大家都知道了南北议和的消息。张行志是打下岐山之后才得知：攻城之日，已是停火之时。早知道，谁还卖这个命啊？马安良对升允隐瞒情报的作法也极为不满，而且身为回民，他还收到不少在京回族名人的来电，劝说陕甘两地息兵解纷。

    直到出来一个楞的：陈殿卿。此人是湖北人，本身是哥老会的头目，同时又当过张凤翙的护兵。他跳脚拍桌子：“谁敢再闹？再闹，我姓陈的就把军装局烧了，大家散伙！”好，不闹就不闹，但是各据山头难道不会吗？一时间，张云山的高等审判厅，万炳南的督练公所，跟张凤翙设在军装局的总司令部，鼎足而三，各练各的。局势更加混乱。

    其实张凤翙与陈殿卿心里都明白，要这个官，就为了不受兵马都督节制，保留独立势力，也防止被人暗算。转年到了1912年3月，局势平定，陈殿卿自动要求取消钦差大臣头衔，呈文里说：“况钦差惟帝国始有此职，按之民国，于名为不合，于义无所取，若仍稍事迁就，实与政体有违，且贻外人之诮。”他有什么不明白的？可见都督啊钦差啊，都是妥协安抚的手段。这种手段确实也保住了独立的陕西不内乱。

    不对吧？武昌事变后仅十二天，10月22日，陕西新军便在西安起义，陕西与湖南同日，并列成为第一个响应湖北宣告独立的省份，清廷咋还敢打潼关以西的主意呢？

    这张布告，不仅简陋，连一般认为最重要的劝谕满人投降都没提到，难怪满城打得那么火爆。而且起义军全力攻打满城，西安市内的治安简直顾不上。那些巡防队，他不敢抵抗起义军，他还不敢抢商户吗？所以保民保商，都是空话。

    但东北依然回不去，京师的达官贵人，多是奔天津租界，或者再转船去上海租界。可是，朝廷在江山未全失之前，就流亡租界，未免说不过去。

    不举义就会死，还是举吧。至于领袖，很多人推举钱鼎。因为他很有革命热情，兼有哥老会、同盟会双重身份，平时努力联合帮会，在军中颇有威信。

    升允当着两位名儒的面，放声大哭，痛骂袁世凯误国，并说：“现今皇上退位，我已无君可事，惟有一死以报圣恩。”

    甘肃省内，农民牧民造反倒是绵延不绝，但都不成规模。以辛亥年阴历六月初的李旺起义为例。李旺到过汉中，与当地革命党人有联系，还带回了所谓孙文的《讨满檄文》。但他认为西北民智未开，要发动民众，只能走神佛迷信的路子。因此他发起的“黄龙会”与义和团